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日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中日军队在战场上的角逐，更是两国社会动员能力的比拼，而财政收支则是国家动员能力的集中体现。①四川是抗战大后方的中心，自田赋征实后，为国民政府贡献了近1/3的田赋收入，但这种战时供应也造成了农村资源的枯竭，地主和佃农围绕着剩余利益展开竞争，原有租佃制度产生变动，土地收益分配的格局被重新界定。②欲考察抗战对后方社会的微观影响，不能不对上述租佃关系的变动加以注意。本文以川西地区为例③，运用档案资料、期刊报纸和时人的调查研究，就此进程给予分析。

       四川民众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仅就田赋而言，国民政府自1941年实行田赋征实以来，加上同时期的征购征借，至1945年，四川田赋共征收稻谷8426万市石，占国民政府田赋收入近1/3(如表1)。

      

       自1941年田赋征实以来，中央对四川的配额逐年增加，1944、1945年两年征实数相较于1941年增加了2/3。国民政府每年在川省实收的田赋几乎都达到配额的9成以上，多者甚至超收14.8％，综合来看，征实政策实施5年内共超配额征收粮食26万市石。四川一省，田赋实收数额竟达全国的30.6％。蒋介石就曾于1944年6月17日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称：“抗战军兴以来，中央以四川为抗敌重要根据地。我四川同胞，尊奉国家至上与军事第一之要旨，忠诚奋发，同心勠力，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每年粮政兵役所负担之数量，均甲于各省。”④

       四川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背后则是，这一时期，川西地区的地主和农民，均感受到了收益的减少和生活的困苦。此一状况当可归因于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政策，举其要端，则在于因货币发行过多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因田赋征实而导致的农村资源外流。

       一、通货膨胀加剧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部国土短时间内竟至沦陷，到1938年底，日军占领华北、华东、华中大片领土，国民政府所仰赖的关税、盐税、统税收入锐减。1936年国税收入10.57亿法币，而1937年仅为4.1亿法币，1938年更是剧减为1.92亿法币。⑤

       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但战争持续，开支仍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急剧上升。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称：“迨战事发动以后，抗战建国，同时并进。通货之需要，因之更行殷切，发行较短，自有相当之增加。”⑥国民政府以银行垫款的方式弥补赤字，货币发行数量遂呈几何倍数增长。

      

       由表2可见，1937年至1939年时货币发行量尚无巨额增加，但1940年以后，货币发行量便急剧增长。武汉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退守西南，大量沦陷区的机构、难民亦涌入后方，经济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货币流转空间变小，流通速度加快，流通货币的数量更形庞大。

       货币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物价持续上涨。经济学界常用物价指数来衡量物价的波动情况，以反映通货膨胀或紧缩。常用的物价指数有批发物价指数和零售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是指全面反映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因零售物价和民众生活关系更为密切，本文选择抗战时期成都市的零售物价总指数来反映这一时期民众所感受到的通货膨胀程度。

      

       据表3可知，抗战全面爆发后，成都市场上零售物价总指数一直上涨，其中1937、1938年上涨幅度相对缓和，仅为41.1％。但自1939年以后，物价呈现倍数增长，截至1944年4月，零售物价总指数已较1937年6月上涨了598.33倍。抗战时期成都零售物价总指数直观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川西地区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情形。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会导致民众财富缩水，但是曼昆(N.Gregory Mankiw)却以为这种看法是一个谬误⑦，他提出应该以购买力作为衡量民众生活水平变化的指标。以下，本文亦尝试使用购买力指数来分析川西农村的经济情形。

       川西农村的地主和农民出卖粮食及手工业品，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此处以地主和农民出售的商品价格指数为所得物价指数，即收入价格指数；将其购进生产品和消费品所付出的价格指数称为所付物价指数，即支出价格指数。所得物价指数除以所付物价指数便可得到购买力指数。⑧抗战时期四川农民购买力指数可见下图：

      

       图1 抗战时期四川农民购买力指数表(1937-1943)

       资料来源：孙虎臣：《抗战以来之四川农村物价指数》，《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1期，1945年，第167-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