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在《秦腔》台湾版序①中说：“历史的河流在大拐弯的时候，船是颠簸的，冲击的惯性带给船上人的是刺激，惊叫，碰撞，甚至被摔出船舱。这对于船上的人或许幸与不幸，于写作却绝对天赐良机。我是个写作者，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比战争更翻天覆地的洗礼，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改革开放。我遗憾地没能为‘文化大革命’写点什么(这需要我在以后努力)，但《废都》和《秦腔》正是我对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历史所作的一份生活记录，也是对我的故乡我的家族的一段感情上的沉痛记忆。”应该说，他在时隔六年之后，以一部厚实的长篇小说《古炉》，兑现了这个“文学给予历史一个交代”的郑重承诺。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贾平凹在将近六十岁的时候，“和盘托出”了这段他最难以忘怀和释怀的“文革情结”，终于完成了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和担当。这期间，他写坏了三百多只笔，难以想象这其中的写作的艰涩和困境，以六十四万字篇幅的一部长篇，仿佛为自己卸下了一个巨大的承载。我想，他何以产生这样一种重大使命的?他的精神、情感与这段沉重历史的纠结是怎样的?他在《废都》和《秦腔》里，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化现实，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及对于乡土破碎场景的呈现之后，为什么会匆匆返身沉潜入当代史最令人惊悚的章节?历史与文学，在这里发生了怎样错综复杂的变化和衍变?因此，在我看来，《古炉》是一个沉重的叙述存在，是贾平凹迄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最为用力的一部作品，其中，必然蕴藉着难以估量的生命感和历史感。 在这里，我想从《古炉》的叙述视角、史观建构、消解政治及人性善恶等几个方面，来考量贾平凹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以及他在这部小说中，解析人性，想象历史的气度和情怀，深入地阐释他的历史观和美学观。 一、身份定位与视角选择 实际上，从《废都》以后，贾平凹已经开始尝试、开拓新的写作领域和方式，开始对其写作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定位，其自我身份的确认也在进一步明晰。他在长篇自传体《我是农民》中，就已经表述了自我的身份定位——即“农民身份”的自我认同。“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和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不会写历史演义的故事，也写不出未来的科学幻想，那样的小说属于别人去写，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②贾平凹还曾多次说，他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这个农民身份，指的是他切入文本的叙述身份。这会让我们想到莫言的叙述观念，即“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而非“为了老百姓写作”，就是说，作家自觉地将自己置放在一个普通人、一个角色的位置，而不是把自己当作“灵魂的工程师”来指导人们的生活和存在。及至《古炉》，贾平凹正是因为找准了这样的一种身份定位，而从一个“点”进入到了一个“块状”的村落，呈现了一个“春夏秋冬”式的针脚细密的“线性”叙事，将创作主体融入了滔滔不息的生活之流，作家自己也隐匿或蛰伏在生活和生命的引力场之中。 那么，具体到文本，他是以狗尿苔这样一个在心理上、人格上以及存在感都十分低下和卑微的农村孩子的视角，来表现“文革”，表现人性的曲张和衍变。在《古炉》后记中，作家表达在写作的时候，他常有一种幻觉：“狗尿苔会不会就是我呢?我喜欢这个人物，他实在是太丑陋，太精怪，太委屈，他前无来者、后无落脚，如星外之客。”③在一篇对话录中他又说：“我是喜欢狗尿苔的，他的生存环境，他的出身，他的年龄正好与我在‘文革’中情况近似，我能理解和把握住这个人物。人境逼仄，想象才可无涯啊。古炉的山水极其美丽，人却在是非着，病着，狗尿苔应该是委屈又天真的，他是那个岁月里的善良。他在小说中是个叙述角度，以他进入小说，利于结构。”④ 在这里，狗尿苔仿佛是一个角色和视角的双重预设。狗尿苔的原名叫平安，村人作践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的矮小，就以一种人见人嫌俗称狗尿苔的毒蘑菇来叫他。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做一些屈辱性的事情。有时为了讨好村人，狗尿苔腰间总绕着一根火绳随时应和吸烟者的呼唤，靠跑小脚路来取悦他人。虽然这样一个边缘小人物，性格柔弱，身体柔弱，他自卑却不自弃。他拥有超乎常人的“生理机能”，他的鼻子能检测到不祥的气息，他的耳朵能通晓动物世界的语言，并且能和它们自由对话。贾平凹何以选择和创造这样一个人物来做叙事视角和“参与者”?因为贾平凹试图通过它来洞悉或穿透历史和存在的迷雾、惯性。“文革”十年，所造成的人性扭曲，人心不古，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人们熟视无睹、浑然不觉、麻木不仁。而狗尿苔所见才会令我们无比的震惊，也许这种“陌生化”的视角才可能触及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以及灵魂的穴位。这让我们想起北岛一首诗的意象：把自己倒挂在树上，颠倒的世界才能反正过来。这就是狗尿苔视角的妙处，也是作家进入历史的特殊通道。历史在当世人面前都是模糊和急促的，只有拉开距离从新选择审视的角度，也才有可能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个距离是审美的距离也是灵魂的距离，更是历史和现实的距离。 回过头来看，正是因为狗尿苔身上有非常人的潜质，所以可以进入通灵的状态，使作品的维度打开。如果说小说非有一个叙事者的话，那就是狗尿苔。他是好事者，整个场面是靠他来穿针引线的，而且在作品的进行状态中，它既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又是无所不在的。 无疑，这种边缘人物视角的运用，可以视为是《秦腔》中“疯子”视角的另一种延伸。20世纪以来，中外许多伟大的作品中的主角，都是些“不完善”的人，傻瓜、痴呆、生理或心理上有所残疾的人。边缘人视角自然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抵达世界的真谛，接近世界的本来面目和折射出人性的“原生态”。因此学界认为：这种关注边缘人物，撷取边缘史料，采用边缘立场，得出边缘理论，边缘化本身所具有的“非中心”潜能，常常使得处于中心的各种话语露出破绽，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基础显出裂隙。因此用狗尿苔这样一个旁观者与游逛者的目光来看世情、世景，易于与整个事件保持距离，其描述与评价也保持中立的态度。反过来，这样也更能够冲淡作者的主观情绪的表达和理念式的写作方式。狗尿苔这样带有病态、残疾的生理机制，反而成为对人的所谓聪明的某种讥讽，这种讥讽构成了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