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30日，尚未恢复党籍的革命作家冯雪峰去世，终年73岁。家属在他的遗稿里发现了一篇寓言：《锦鸡和麻雀》。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做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众所周知，冯雪峰是左翼文坛的著名理论家、翻译家，也是创作上的多面手。他写过诗歌、小说，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寓言。他从1946年开始创作寓言，直至临终，长达三十年，堪称中国现代寓言的奠基人。在201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冯雪峰全集》第2卷中，就收录了他创作的《今寓言》《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雪峰寓言》《寓言》这四个作品集，以及集外寓言和寓言遗稿，共计258篇。 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寓言，常采用动物为主人公，揭示一种人生哲理，在某一事物中寄托他意。寓言的创作无疑有其生活素材和灵感来源，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不宜将作品中的形象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直接对号。雪峰寓言中虽然同样擅长采用比喻、象征、影射的艺术手法，但很难将他笔下的“蛇和兔”“黄鹂和乌鸦”“水獭与鱼”“狐与龟”“猫头鹰和野鼠”“鹭鸶和甲鱼”，一一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具体人物。即以“麻雀”为例，雪峰就写过《农夫、麻雀和云雀》《稻草人和麻雀》《鸡和麻雀》等寓言，或写出麻雀既啄麦粒又食害虫的双重性，或借麻雀讥讽那种像稻草人一样形同摆设的官员，或借麻雀鞭挞那种言行不一的掠夺者，很难把雪峰笔下的麻雀界定为生活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 然而，在解读雪峰的遗作《锦鸡和麻雀》时，却出现了一种流行说法：寓言中的那两只锦鸡分别被锁定为雪峰本人和前来探病的周扬。这种说法的根据，是1979年5月1日周扬在北京医院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的一封信。这封信全文刊登在1980年11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但楼适夷寄周扬的信未见发表，不知其详。据我所知，这件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冯雪峰之子冯夏熊整理父亲遗稿时，发现了《锦鸡和麻雀》的手稿，但手稿上既未署名，也未注明写作日期。早在1979年8月，冯夏熊即将这篇寓言交《安徽文学》发表，比同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重刊要早三个月。《安徽文学》初刊此文时，冯夏熊也未在文末写过附注或说明。大约是1979年4月，鲁迅研究专家包子衍(1934-1990)探访冯夏熊，看到了这篇雪峰的绝笔之作，立即告知了20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楼适夷。其时雪峰刚刚恢复了党籍，但重新为他召开追悼会，彻底恢复名誉，尚存不少障碍。特别是夏衍还在《文学评论》发表了一篇长文：《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重复了他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批判冯雪峰的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为了促进新时期文艺界的团结，楼适夷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并附录了这篇《锦鸡和麻雀》。 周扬在复楼适夷的信中说，他跟冯雪峰是多年的老战友，相互间，又曾有过争论，但不论怎样，他对雪峰还是抱着一种尊敬的感情。周扬在信中特别提及了两件事：一件是1975年秋，他曾打算通过王震托邓小平，转呈一封信给毛主席，希望能让冯雪峰重新回到党内来。由于当时形势险恶，这封信并没有能够交到毛主席手中。另一件就是他曾探望身患肺癌的冯雪峰，因为预料雪峰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周扬见到雪峰时抑制不住他的感情，雪峰也被他的情感所激动。周扬由此推断：“雪峰同志的那篇寓言，大概就是在那种感情激动的状态下写的。” 我们尊重晚年周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雪峰的感情，也相信周扬信中提到的那些事情完全属实。但《锦鸡和麻雀》这篇寓言究竟是在什么情感状态下写出来的，周扬也只是作了一种推断，并无确证，所以他很谨慎地使用了“大概”这两个字，表明其不确定性。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值得尊重。因为雪峰生前从未就这篇寓言的写作动机作过口头说明或文字说明，他的亲属至今也从未提及这篇寓言中的“锦鸡”就是影射雪峰和周扬。把这份手稿提供给楼适夷的包子衍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当时在合作注释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的日记部分，同时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老作家蒋锡金和包子衍的助手王锡荣。那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说是朝夕相处，老包从来没有跟我提及雪峰的这篇寓言。如果他确知“锦鸡”的影射对象是某某和某某，这位有考据癖的朋友决不可能对我只字不提，也不可能在悼念雪峰的长文《永不消退的记忆》中不提此事。同样，雪峰和子衍去世之后，楼适夷也写了悼文《诗人冯雪峰》和《记子衍》，两文中均未提及这件重要的事情。后来又内部印行了一本《包子衍纪念集》，收录了亲友的50片回忆录及悼文，书中也无一字提及此事。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锦鸡与麻雀》更大可能是在上海老作家韩侍桁来京探望雪峰之后写成的。韩侍桁(1908-1987)，原名韩云浦，天津人，翻译家。1928年留学日本，1930年归国，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一度跟鲁迅过从甚密。他致鲁迅信五十封，鲁迅复信有三十多封。后来他跟杜衡、杨邨人组织星火文艺社，创办《星火》月刊，被鲁迅视为“第三种文学”的代表人物。1934年5月黎烈文被撤去《申报·自由谈》编辑之职，鲁迅也怀疑是韩侍桁从中捣了鬼。建国后，经雪峰担保，韩侍桁曾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后任上海编译所、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终其一生，共翻译外文著作近40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