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林建刚最近有一篇文章《“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①其中谈到在上世纪50年代初“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有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其一是积极批判的知识分子类型，以郭沫若、艾思奇、李达、王若水、胡绳等左翼知识分子为代表；其二是被迫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是胡适的好友与学生，以前与胡适的关系多是‘平生风义兼师友’的类型，这类知识分子以顾颉刚、杨振声、贺嶙、金岳霖、冯沅君陆侃如夫妇、周一良、罗尔纲为代表”；其三是保持沉默型，以钱锺书、周作人、吴晗、千家驹、陈衡哲夫妇、曹诚英等为代表。说顾颉刚是“被迫批判”，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胡适对他的疑古主义史学早就表示过异议，顾颉刚对胡适的这一转变是不满的，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不像此前那么亲密，但要说不是“被迫批判”，似乎也不恰当，因为若没有政治的压力，顾颉刚是不会公开撰文批判胡适的。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上世纪20年代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是在“精英意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但他们的“精英意识”又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既是“学术精英”，也是“政治精英”，我们可以统称为“社会精英”，在现实社会有着最广泛的影响力。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属于这种类型。一类则只是“学术精英”，对于现实政治并没有实际影响力，也不得现实政权的重视和重用。顾颉刚则属于后一类。 中国学院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是在求学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但在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一个学院知识分子实际的“精英地位”却离不开国家政权的承认和重视，这不仅因为中国学院知识分子总是被组织进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自己的独立影响作用的，同时也因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广大中下层社会群众对学院文化需求的贫乏，使任何一个学院知识分子也不可能独立地拥有更多的社会群众，现代学院文化分工的细密和学院知识分子内部的竞争关系也大大削弱了学院知识分子的整体社会影响力。在中国，只有国家政权才具有作用于全社会的力量，所以也只有得到国家政权的承认和重视的学院知识分子才能够有超越于专业范围的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知识分子”。这到了顾颉刚身上，就看出他与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傅斯年、罗家伦这些有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了。胡适等有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自己的“精英地位”有着十分清醒的意识，而且他们的“精英地位”也是得到当时国家政权的承认和重视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相敬如宾”的关系，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作为五四新文化领袖的胡适，不论在1927年之前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还是在1927年之后的国民政府时期，都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在先，曾得到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的接见；在后，曾得到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的接见。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本人都曾试图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也曾实际出任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傅斯年不但曾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且可以说与蒋介石私交甚密；罗家伦更是一生从政，曾在国民政府出任驻印大使等各种要职。……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学术本身的影响，其“知识精英”的地位并不仅仅建立在学院学术的成就上。(实际上，直至现在，真正读过他们的学术著作的人很少，而单纯崇拜他们的“名声”和“地位”的人则极多。)顾颉刚则不同了。不论是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还是在民国政府时期，抑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都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和教授。现实的国家政权没有特别看重他的理由，也没有特别看轻他的理由，他享有的是一个著名的学院学者和教授在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所自然拥有的精英地位。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顾颉刚与胡适等有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经历的学院知识分子在“精英意识”上的不同特征。他们都是在“精英意识”的基础上建立起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感觉的，但二者又有不同。胡适等有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经历的学院知识分子，不论在其实际上，还是在其意识中，作为一个“文化精英”，都是有“超越性”的。他们的文化意识不是在中华民族的内部关系中完成的，而是在更“先进的”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中完成的，这使他们对于中华民族有一种“超越感”，不但超越于更广大的中下层社会民众，也超越于中国现实政治和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领袖人物。但是，他们尽管在意识上具有对中华民族、中国现实政治的“超越感”，但他们却不是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政治改革家，更不是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政治革命家，他们的“超越性”只是意识中的，并没有实践性的品格。他们本人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学院知识分子，一个“学术大师”。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但这种声望在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现实政治和政治领袖人物对他们的赏识与重视，其自身并没有号召群众的力量，在政治上更不握有实权，无法将自己的意识转化为现实，无法发挥扭转乾坤的历史作用。他们与现实政治和现实政治领袖人物的关系更像是在两种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树木，各自都有自己的“超越性”，但在实际上却既不是一个主宰一个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排斥一个的关系。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看，他们倒是“相敬如宾”、“相互扶持”的。顾颉刚的“精英意识”却没有这种“超越性”。他的“精英意识”与我们这些从小学到大学在国内完成自己的学业从而成为学院学者和教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一样，是在一级一级地淘汰了自己的同学和同事、将他们留在社会的中下层而自己则进入社会上层空间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主要依靠我们的“智商”和“品行”建立起来的。我们的“智商”保障了能够通过一级一级的考试而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而在学校毕业之后则有足够的知识承担我们的本职工作，并有超于常人的学术成果，我们的“品行”不但保障了我们在任何一个发展的阶段上都不会被社会强行从现有的台阶上推下去(例如被学校开除)，并且能够保障我们在“求知”的道路上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泽东)。我们也有“超越感”，但这种“超越感”是对本民族广大社会群众的“超越感”，而不是对我们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整体的“超越感”，不是对现实政治和政治领袖人物的“超越感”。我们在求学的过程中一直是在本民族整个社会的关怀和保护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国家政治的关怀和保护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越是那些“学而优”者、越是那些在求学的道路上得到顺利发展的“尖子学生”，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因而我们在下意识中就是将自己的前途与本民族的现实社会、与本民族的政治现状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的“精英意识”中，还很自然地包含着这样一种因素，即我们的“精英意识”中不但包含着对广大中下层社会成员的“超越感”，同时也包含着对那些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与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政治的要求产生分歧、发生摩擦的知识分子的“超越感”。这种“超越感”使我们感到在这个上层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中，我们也属于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现实社会、勤勤恳恳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极少数最优秀、最精华的分子。我们的这种“精英意识”，使我们很自然地就与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划清了界限，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又使我们带有某种保守主义倾向，而对那些像鲁迅、胡适一样因为各种原因而与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要求产生分歧、发生摩擦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合作、不支持乃至敌对、敌视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在求学的过程中强化了自己的“精英意识”，但在社会上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追求和文化追求所致，这在从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之后的急剧变化着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历史上，就不能不表现出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可以看到，顾颉刚的“精英意识”，就表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在上世纪20年代，他之走到了鲁迅的对立面，一个方面因为他对胡适的崇拜，但鲁迅之与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矛盾关系，也分明是他敢于挑战鲁迅的主要原因之一；1927年，尽管他与国民党的“清党”毫无关系，但当国民党的“清党”对鲁迅的存在构成了实际威胁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利用现实政治的力量“教训”一下这个对现实政治怀有“二心”的鲁迅；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又一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实社会、中国现实政治的形势，“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则极其明确地宣布了胡适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新政权的文化上的敌人，所以他虽非出于主动，但还是为了表示对这个新政权的支持和拥护，而公开站到了批判者的行列里。总之，顾颉刚成年之后经历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与现实社会、现实政治保持一致始终是顾颉刚立身处世的基本特征之一。他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是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坚定的拥护者和积极的支持者，但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也不会站在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对立面，对现实社会、现实政治采取公开的批判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