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晚年曾回忆说：“在我主持《文汇报》工作的三十余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6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段就是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起为止。不论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①翻检“百花时期”的《文汇报》，可以鲜明地看出，报纸无论是版面安排还是内容观点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文艺性副刊《笔会》，活泼清新，说古谈今，新旧兼收，在当时的报纸副刊中尤其秀拔特出。 目前学术界关于《笔会》的研究已有不少②，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停留在以“编年体”思路对报纸的发展历史进行陈述和梳理，堆砌材料多、深入论述少，多止步于对史料的罗列，缺乏鲜明的问题意识。此外，在诸多相关的研究和讨论中，问题也总是集中在报刊等传播媒介与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联系，这种单向度的研究路径导致大部分报刊研究沦为当代文学史的细部演绎。笔者以为，研究者必须破除对“十七年文学”先入为主的认识，突破偏于系统化和权威视角的研究方式，进行更为全面和多维度的批判性研究，不仅要关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媒体的控制，更要注意媒体与意识形态是否存在对话关系以及不同媒体之间的内在差异性，正如凯尔纳所主张的，我们“不能仅仅将媒体文化视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平平常常的工具而将其摒弃……必须把它放在各种你争我夺的社会话语和社会力量的源头里分别予以阐释，正是这些社会话语和社会力量建立了媒体文化。”③基于这种批判性的媒体文化研究思路，本文选取“百花时期”的《笔会》作为研究个案，从副刊版面提供的共时性格局入手，剖析媒体场域中不同成分所构成的你争我夺的斗争与博弈。总体而言，“百花时期”的《笔会》无论在作家队伍建设方面，还是在文章刊选方面，皆有不同于当时其他报刊副刊的异质性因素，它不仅召唤、启用了一批文学权力系统中的“被压抑者”，为他们提供了发表园地，更以闲散无为、充满传统文人趣味的旧式文章在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内部完成了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反驳和抵制。 一、“被压抑者的重返” 上海解放后，《文汇报》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报刊体制的转轨(民间报、私营报相继停刊，报纸进入“全面党报”时代)，作为民间报、私营报的《文汇报》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无所适从，在1950年6月到1951年8月这短短一年零两个月里竟改版三次。虽然《文汇报》不断调整思想和工作，但是仍然销路不振，经费异常拮据。1956年4月28日《文汇报》甚至决定停刊转型为专业性的《教师报》，《终刊词》中写道：“《教师报》决定5月1日创刊，《文汇报》出版到这一期为止。亲爱的读者们!从今以后，我们要在《教师报》见面了!”④《文汇报》由一张具有传统特色和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大报转型为专业性的《教师报》，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虽然它适应了当时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却没有能发挥文汇报人的办报经验和传统优势，这无疑是一大损失。 “双百”方针推出后，《文汇报》于1956年10月1日以全新面貌复刊，《敬告读者》中说：“文汇报一向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是一张知识分子的报纸。一张人民的报纸，主要应该以事实说话，以每天发生的新闻反映现实，宣扬真理。……作为一张知识分子的报纸，必须从各个方面满足知识分子的要求。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真理的。自从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全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空气日益浓厚，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在这方面，文汇报将以一定的篇幅作为‘百家争鸣’的论坛，并组织报道，反映各方面争论的问题，推动‘百家争鸣’，以繁荣我国的学术，加速向科学进军。”⑤ 复刊后的《文汇报》在作者队伍、文章内容、语言媒介、编辑风格等方面皆焕然一新，成为宣传“双百”方针的重要阵地。《文汇报》复刊的第一天，报纸便在第三版以三分之二的篇幅推出《笔会》，报头由钱钟书题写，并配有典雅的水墨插画。《笔会》每周出刊6次(后改为5次)，这种快节奏便于对现实做出迅速、连续的反映，也便于形成活跃而富有生命力的话语空间。报社延请柯灵担任《文汇报》的副总编辑，主管文艺副刊工作，又延聘唐弢、周谷城、周予同、傅雷、周煦良、李凯亭、罗竹风、陈虞孙等人为社外编委兼《笔会》顾问，具体编辑工作则由陈钦源、徐开垒、洛雨、谢蔚明等人负责。 从《笔会》的首期发表阵容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依靠“老、名、专”的办刊思路，第一期上刊载了郭沫若的《文学与社会——答墨西哥文学杂志社问》、丰子恺的《庐山游记》、叶恭绰的《遐庵谈艺录·旧法制墨之需要》、舒芜的《“当人们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的时候”》、夏枝巢的《茶余谈往·中山公园》、范烟桥的《苏州的桥》和高潮的旧体诗词《国庆颂·调寄浪淘沙》。此外，丁玲、夏衍、老舍、巴金、艾青、臧克家、傅雷、宗白华、秦牧、楼适夷、姚雪垠、吴小如、王利器、龙榆生、侯外庐、许钦文、王西彦、靳以、柯灵、周而复、桑弧等都给《笔会》写过稿，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如翦伯赞、黄绍竑、张元济、黄炎培等也都以佳作投寄。鉴于《笔会》作者阵容之芜杂，笔者对“百花时期”《笔会》(1956年10月1日—1957年6月30日)的作者群做了详细的数据统计，具体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