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诺奖”百年大庆；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主题召开研讨会，高行健应邀作了《文学的见证——对真实的追求》主题发言，指认“真实从来就是文学最基本的价值判断。”①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英国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V.S.Naipaul)，颁奖理由是：“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诺奖”这种倾向性态度，固然有着希望文学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特别是用真实来对抗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基本准则叙述的伪历史与政治谎言；也昭示着一个新的文学世纪的到临，奈保尔称这个新的文学世纪为“写实的世纪”。 写实，其实指向了一种文学类型，即“非虚构”；写实是“非虚构”的重要内核，也是意义旨归。事实上，“非虚构”只是文学类型划分的方式之一。历史上有过基于不同角度的指说，席勒从“现实”与“理想”的角度阐述诗，黑格尔在《美学》中归纳艺术类型为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新世纪写作者们之所以将“非虚构”作为文学表达的利器，不只是把“非虚构”理解为一种叙述策略，更是将“非虚构”看作一种文学类型的集合，包括着传记、回忆录、报告文学、纪实、口述实录、日记文学、甚至新新闻报道等形式表达；并且，某种层面上，“非虚构”也意味着源于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一种精神外化式存在，它能够将新世纪文化语境中普罗大众的价值迷失、知识分子的精英蜕化、“文化市侩主义”或“有教养市侩主义”的异质状态真实呈现，能够更加及时有效、深刻深邃地刻录写作者们的精神气节、道德准则。 综观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现象，比较有影响的“非虚构”文学事件，是《人民文学》在二○一○年第二期专门开设的“非虚构”栏目以及引发地关于“非虚构”的持续性发酵。在“非虚构”栏目开栏之初，《人民文学》主编有过似是而非的留言：“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李敬泽进一步细化、实化了这个概念：“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感情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同年第九期，又补述到：“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这三段关涉“非虚构”的叙述，大抵传递了三个信息：第一，“非虚构”是一种书写灵活、变动不居的文学性文类活动；第二，“非虚构”以审美主体为叙述主体，可写个人的生活和传记，亦可写具有“主观现实主义”②的社会调查；第三，“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关于个人、现实、历史的真切经验的表达。这种开放性概念预设，为写作者们拓展了丰富的写作空间。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非虚构”频频粘贴于各种文体，诸如非虚构报告文学、非虚构散文、非虚构诗歌、非虚构剧本等等，热闹非凡。 但是，我们有必要注明，“非虚构”表达该是离散文最近的一种文学表达。从散文的译文而言，我们惯常采用prose和essay两种译法；若查外国文献，它还有creative non-fiction(非虚构类创作)等说法。从散文范畴而言，广义的散文本身包括报告文学这类纪实类文学样式。从作家创作而言，写作者们各有理论与实践支撑着“非虚构”叙述：冯秋子坚持用散文，逼近历史的原始面貌；梁鸿通过田野调查、纪实方式写她的乡土中国(如《中国在梁庄》系列)；章诒和、徐晓、赵越胜、野夫、韦君宜、吴迪、沈睿、高尔泰、齐邦媛、王鼎钧等在历史的长短间凸显时代变幻、真实叙写个体生命的遭际；邢小群直接提出“纪实性散文”概念等。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张晓风在《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散文卷》序言中所忧虑的，“散文并非虚构的文学，因此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然而，时移俗易，今天的散文是否依然反映现实，作者与隐含作者是否依然重叠合一，实成疑问。”③这份忧虑，究其根底，是对散文是否能守住非虚构、写真实、写时代的忧虑。散文，无论面向现实抑或面向历史，都是写作主体个人经历及由此推演出的个人经验书写，都是对主体精神价值的深度影射。这样的深度影射，需要借力某一类典范式样本。被评论家孙绍振称为“散文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的在场主义，因其介入现实、关照当下、抵达本真的“原现象”特质，深度契合了“非虚构”的精神内核，成为行走在新世纪写作者们对时代观察、精神守望、事件评述的“非虚构”散文的典范式样本。 应该说，在场主义在中国文坛的横空出世是一件重要的文学景观。他们怀抱着“自觉地肩负起了廓清中国散文的天空，为中国散文立论和立法(法则-尺度)的历史使命”(野心?)，宣称“中国散文的天空，将因在场主义的出场而尘埃落地，明镜高悬。……中国散文历史的新纪元——将从在场主义——开始。”④尽管我并不赞成这样有些“自大”的宣称，但唯实而论，在场主义散文以其极具现实指向的理论标举和突出的创作实绩，在新世纪文学格局中卓然有声。在场主义的“在场”，以直接呈现面前的事物为指向，以追求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敞开性为核心价值，强调“面向事物本身”——康德称其为“物自体”，由此追忆与实录时代、革命、政治、民生等诸多问题成为其关注与叙述的核心话题。他们将“散文性”(精神自由是核心质素)作为哲学本体论，以介入——然后在场作为写作方法论，强调无遮蔽的散文、敞亮的散文、本真的散文；并用四万字的在场主义散文理论和一万字的《在场主义小词典》竖起旗帜，开设在场主义散文奖、设置高额奖金，吸引激励写作者创作，形成在场主义散文的巨大“气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