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18/j.cnki.xdsk.2017.04.017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7)04-0137-10 以“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学生爱国运动，不仅开启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嬗变的新纪元，更在近百年的历史蓄积中不断净化、纯化，凝聚成一束高能量光源，在历史的各个关口起到了探路和照亮的作用。“五四”的“高能化”固然增强了探照的力度和强度，但也窄化了其作为能量场的宽度和深度，弱化了作为一个政治、思想、文化交锋地带所应有的驳杂与丰富。在重新认知、反思五四的大潮中，有些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五四的“反对派”不仅仅具有负面价值，同时也是五四的“另类”参与者，“其质疑、诘难、否定、批评从不同方面推进了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进程”[1]。如果说这种认知还是完全立足于五四新文学立场的发言，那么，“谁的五四”提问者则站到了一个双边的立场上：“将五四遗产简化为《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派，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化启端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的发掘，也给一些望文生义的指摘留下了可能。在作为历史发动火车头的五四新文化派的背景上，存在着一个更为广阔的‘五四文化圈’，它由新文化的倡导者、质疑者、反对者与其他讨论者共同组成，他们彼此关系有疏有密，但远非思想交锋之时的紧张和可怕，他们彼此的砥砺和碰撞……一起保证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能量和稳定，属于我们重新检视的‘五四遗产’。”[2]可见，学界已经从更为理性的角度审视五四。笔者认为，全面理解五四，不仅仅要把强化为一元浓缩为“点”的五四，拓展为多元的“面”的五四，化解固化的意识形态壁垒，还应破解认知模式上的迷思，去除以“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构成的一元价值取舍，以“了解之同情”重新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反对派”。检视五四反对派被“固化”乃至“丑化”的历史，还原其被遮蔽的正面形象和有效价值，并非压抑或削弱了“五四精神”，而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思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动期的头号反对派人物林纾及其“反动小说”《荆生》和《妖梦》，就成为首先要直面的问题。与学界对其他五四反对派如学衡派、甲寅派、辜鸿铭等不断做出的正面价值重估相比，在对待林纾尤其是其借用小说攻击五四这一问题上，研究界的结论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坚决捍卫五四新文学价值的主流学派自不待言，即便是一些认为应该理性、辩证地看待林纾等五四反对派的学者，也毫不含糊地认定：“林纾攻讦新文化阵营的小说《荆生》、《妖梦》毫无水准，大失风度，是可悲复可笑的败笔。”[1]林纾及其“反动小说”《荆生》和《妖梦》几成不容置疑的历史定案乃至铁案。实际上，《荆生》和《妖梦》的出现，原本是“性好谐谑”的林纾所写的“游戏文字”，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最终上升并定性为“反动文本”，乃是五四新文化派有意建构的结果，并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荆生》和《妖梦》是正、反双方都确认的反对派攻击五四的铁证。因此，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对于重估五四反对派并全面认知“五四”有着重要作用。 一、“好谐谑”：林纾的另一副面相 五四新青年与林纾的论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旧思想的首次交锋。林纾从“双簧信”开始卷入论战，到他发表《荆生》和《妖梦》时，招致新青年乃至新学界的集体批判，最终高挂免战牌，如陈独秀所说“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误”[3]。至此，五四新青年初战告捷，而林纾作为新文化运动反动派的身份和失败者的可悲下场，遂成新文学史定案。在此后的新文学史叙事中，林纾作为顽固的卫道者和绝望的失败者的形象，不断得到强化。在阶级意识形态笼罩下的“革命文学史”阶段，林纾作为“阶级反动派”的形象自不待言，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重新修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林纾固化的形象依旧没变，仍然被描述为一个绝望的乃至充满仇恨的反动派角色：“首先跳出来反扑的是林纾，他在近代翻译外国小说方面成就斐然，但毕竟是‘桐城派’的嫡传弟子和干将，终于充当了‘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悲剧角色。”[4]林纾的这两篇小说，遂成为他作为反动派的有力证据：“林纾还发表拙劣的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含沙射影咒骂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支持者，阴险地暗示握有实权的‘伟丈夫’出来干预镇压，暴露出封建士大夫丧失世袭领地时的仇恨的心理。”[4]在这一具有代表性并拥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中，林纾被塑造成一个阴险的、充满仇恨的、绝望的卫道者形象。以此为代表，中国新文学史形塑的林纾，包括对这一论争事件的定性，深刻地影响到后来力图以同情的心态和客观的眼光看待林纾并力图重塑林纾正面形象的研究者，比如张俊才先生在《林纾评传》中即带着认同、理解之情评价林纾：“他是一个有‘义心’、有责任感的人，是一个生性耿直，注重‘节操’，但脾气又有些‘燥烈’的人。”[5]222这种评价较之新文学史站在“敌我”立场上的“阴险论”“仇恨论”，更接近实际。但当论及林纾在五四新旧思潮激战时的行为时，张俊才也认为，林纾自幼木强多怒的性格，致使他对新文化阵营的“反击”难免是情绪化的，即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具体做法实际上也堕入了非道德的‘恶趣’之中”，“《荆生》《妖梦》确属过分情绪化地编造荒唐的故事来向对手泼污水”[5]226-227。可见，即便是在林纾的正论者、辩护者眼中，《荆生》《妖梦》的出现也是令林纾的“人品”与“文品”大打折扣的污点。显然，这仍是一种典型的“五四新青年派”的基本价值立场。当然，强调林纾木强多怒、好骂人、刚直、倔强、不屈人下的性情，突出其心地坦荡而非假道学的君子品性，固然化解了以往新文学史对林纾的“矮化”乃至“丑化”，但这却使得五四时期的这场新旧论争更趋于严肃化和严重化。在这一过程中，《荆生》和《妖梦》作为“骂战”的产物，“嫚骂”“影射”的反动文本特征也就愈发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