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著名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周扬重提丁玲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以及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周扬指出：“‘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①而写于1941年的《在医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现了她对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敌视。这篇小说是丁玲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的缩影。小说把一个有着严重的反党情绪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陆萍描写为一个新社会的英雄人物，仅仅是因为组织上分配工作的时候没有满足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作者就忍不住替她的主人公抱不平，把党和革命的需要咒骂为套在脖子上的‘铁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抵触的情况下，陆萍对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视的眼光，并且在医院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小说把革命根据地的劳动群众写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写成一个残酷无情、阴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干部从上到下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作者支持她的女主人公‘同所有的人’作斗争。丁玲写道：‘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一边的。’丁玲这篇小说，正是宣传了她反党、反人民的‘真理’，狂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真理’。”②通篇文章，周扬将丁玲的思想实质定性为“个人主义”，认为“从莎菲开始，在丁玲所描写的不少女主人公的经历和性格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她十分欣赏莎菲式的女性”③。丁玲身上表现出的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尖锐对立反映的其实是“两条道路”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与斗争。周扬的观点与方法，为此后接踵而至的批判文章全盘照搬，成为一直延续到“文革”的丁玲批判的基调。 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夏济安在以左翼文学为对象的评论集The Gate of Darkness中将丁玲置于五四传统的脉络中，肯定其现实主义的价值和“鲁迅精神”，将丁玲初入延安所写的小说《在医院中》《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视为个人表达超越了公众情感的例子，认为这超越了任何共产主义理论。夏济安认为，这些作品来自“一个感伤主义者的内心认知”，展现了“人类生活中的非人道”，是“五四文学观的再现”。④这种建基于西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文学批评观念贯穿于夏济安的研究著作中。与夏济安近似，夏志清在影响更大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丁玲：“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对于延安时期的作品，夏志清解释为“丁玲在1940年代初期无法遮蔽她对延安共产政权的不满，而短暂的回到了她过去的颓废、虚无主义的情绪”。⑤“文革”结束后，在“去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与夏氏兄弟类似的“文学观”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乃至文学批评的共识，主宰了这一时期的丁玲研究。 讨论丁玲的方式，同样也是讨论包括王实味在内的整个延安文艺的方式。与丁玲“浪子回头”、最终被接纳重返革命队伍不同，因写作《野百合花》等文章被打成“右派”、“托派”、“国民党特务”并最终被处决的王实味更是后“文革”时期解读延安文艺乃至全部左翼文艺时一个无法回避的标志性人物。 尽管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视阈中，丁玲与王实味等人在延安时期的创作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但两种针锋相对的文学观却在一个共有的知识框架中展开，那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派生的“五四”与“延安”、“文学”与“政治”、“右”和“左”的二元对立。因为对这一共识缺乏自觉，在问题意识与批评方法上，后革命时代的新启蒙批评家对丁玲作品的解读与他们反感的极“左”的“政治批判”几乎一模一样。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将延安时期的丁玲和王实味从这个先入为主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解放出来，将他们历史化，我们或将发现，丁玲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以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作品并不真正构成与延安主流政治的冲突与对抗，相反，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比延安主流政治更为激进的文化政治主张的表达与呈现。换言之，丁玲、王实味等人对延安的批评引发的批判，并非因为丁玲、王实味等人的主张太“右”，而是因为太“左”。事实上，这种将在共和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的“左”“右”错位的思想冲突，并非如周扬或夏济安等人理解的那样发生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五四”与“延安”乃至“文学”与“政治”之间，而是发生在“集体主义”、“延安”乃至“政治”的内部，表现的是作为“革命”与“革命后”、“官僚主义”与“继续革命”之间的冲突与对抗。 一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首次发表于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这部短篇小说以一位女知识分子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人，讲述了“我”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解放区乡村——霞村亲历的一个故事：霞村女青年贞贞先是不幸被日军掠去沦为慰安妇，后来受共产党指派借助其特殊的身份为抗战工作获取情报，因此罹患性病。但贞贞的牺牲和奉献却不容于家乡民众的道德偏见。在霞村人的羞辱和鄙视中，贞贞不屈服，不接受怜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落后的村庄，奔赴延安开始新的生活。 1980年代对这部作品的解读，通常围绕“国民性批判”与“女性主义”两个维度展开。在前一视阈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意义在于揭示出贞贞的精神创伤不仅仅是由侵略者的罪恶所造成，更重要的是霞村村民对她的冷漠、鄙视、幸灾乐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封建道德观念的进一步伤害：村民想象贞贞“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杂货铺老板夫妇、打水的妇人如此议论贞贞：“亏她有脸面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现在呢，弄得比破鞋都不如……”；除了村上的年轻人，“他们嫌弃她，鄙视她……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父亲的垂头丧气和母亲的伤心哭泣，阿桂的一声声叹息，包括初恋情人夏大宝执拗地要娶她的决定，都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给贞贞悲催的人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丁玲因此呈现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农民小生产者的愚昧落后麻木的真相，暴露了他们的意识中潜存着的传统的父权、夫权意识，以一个类似于鲁迅小说《药》中的革命者夏瑜的故事，完成了“五四”启蒙主题的重申。而在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阈中，对贞贞处境的关注表现出丁玲对“妇女问题的深切体验”⑥，是丁玲的女性意识的一次重要的体现。贞贞本来是有机会逃出虎口的，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她接受边区政府的指示重回虎口。在这一意义上，贞贞的第一次失节是日军造成的，第二次失节则是为边区政府做出的牺牲。“她(贞贞，引者注)的肉体被战争双方野兽般地糟蹋过，一方利用她的肉体，而另一方则把这作为搞到对方情报的手段。”⑦因此，“在本质上，《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表现女性之孤独与女性之困境的小说，是一篇‘纯粹为女性’的作品。虽然它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圣地延安创作的，但在这篇小说里，女性问题超越了国家、民族问题，被还原为纯粹的女性问题。换言之，性别的悲剧在小说中被用超国家、超民族这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作品中‘女人真作孽’、‘女人真倒霉’之类的议论，才是其主题之所在。”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