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海外学者，王德威应该是第三代的领军者，他几十年来打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壁垒，将百年以降的所有文学史思潮现象和作家作品(哪怕是一个有文学史意义的不起眼的小作家)都纳入自己研究的视域中，这是我们大陆学者所难以企及的学术态度，如今他竟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上限拓展至明末，如此大胆的举措让我震惊，有理无理另当别论，但是在学术上的刻苦追求令人尊敬。更重要的是，他的视野十分开阔，知识储备丰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思潮，文史哲各门类的方法与观念，无所不涉，无所不用，这也是一般学者望尘莫及的。就我多年来对他的观察，其学术性格基本上是持重稳健、客观公允的，尽管我不赞成书中收入了与全书价值判断相左的极少篇文章，有些观点也看似激烈，那是因为所处的文化语境的殊异，乃至于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而形成了反差和落差：你以为是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去批判他的观念，他却是以为自己是站在学理的客观立场上进行“历史的考古”，视其为一种严谨的学风，相比许多一些大批判文风的文章，谁的观念更具有学理性和学术性，学界同仁心照不宣，不言自明。在我与王德威接触的过程中，我反倒以为他的性格在谦和之中少了一些刚烈，甚至有点懦弱。 前年去美国，又见王德威，在他的办公室兼书房里，得知他正在主编一套卷帙浩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千页之巨的皇皇大著的英文版如今已然问世了，据悉中文版不久也将面世。从德威先生的这篇导言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书的编写宗旨和体例规范，更重要的是，这种具有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代入“世界中”的意识，试图让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正常的世界文化和文学语境的雄心，却是我们国内学者缺少的视界和魄力。我尚未读到全书的中文版内容，但是，就此阐发的观念而言，就让我们这些专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国内学者汗颜，因为我们长期只在狭小的中国文化地理版图中打圈，走不出自我设定的陈腐史学观念之囚笼，也就让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近七十年之中只是在修修补补当中带着镣铐跳舞，往往囿于形式上的些微变化而沾沾自喜。读了王德威先生这篇文章，我觉得有必要将他的文学史观与我们的文学史观进行一次对照，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大陆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同仁的问题意识，让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让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向世界。 “哈佛大学出版公司《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近年英语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风潮的又一尝试。这本文学史集合美欧、亚洲，大陆、台港一百四十三位学者作家，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一部体例独特，长达千页的叙述。全书采取编年顺序，个别篇章则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衍生、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显而易见，在进入“重写文学史”的序列中，王德威先生在国内诸多文学史的比对之中，是想进行一次大的“外科手术”的，撰写者是一个“联合国集团军”，各自带着自己的文化基因和密码进入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考察，诚然，这无疑就加大了此书的世界性视域，这种编写人员的世界性元素，可能是当下任何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撰写队伍都不可能达到的组合境界。所以说它“构成了一部体例独特”的著作，我担心的也正是在它无比多声部的优势当中，会不会在“众声喧哗”中呈现出偏离主旨、各自为政的体例和风格的散乱呢?这要有待于读了全书后才能做出判断。 但是，从这四个维度来看王德威先生文学史编写观念，我们就会知其良苦用心了：“《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借以下四个主题，进一步描述‘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衍生；文学与地理版图想象。”我想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浅见。 采用编年来结撰文学史的方法似乎并不鲜见，但是，将特定的作家和人物“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衍生、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却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把历史的细节真实客观地提纯并放大在“历史时刻”的显微镜下进行分析，由此而显现出历史的斑驳的复杂性，这也许更能够让我们厘清作家作品的原意所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公认‘开端’的1919年五四那一天，又到底发生了什么?贺麦晓教授(Michel Hocks)告诉我们，新文学之父鲁迅当天并未立即感受到‘历史性’意义，反而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率先作出反应。而在官方文学史里鸳蝴派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的时间满载共时性的‘厚度’，1935年即为一例。那一年漫画家张乐平(1910-1992)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大受欢迎；曾为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1899-1935)在福建被捕，临刑前留下耐人寻味的《多余的话》；电影明星阮玲玉(1910-1935)自杀，成为媒体的焦点；而河北定县的农民首次演出《过渡》、《龙王渠》等实验戏剧。文学史的时间包容了考古学式的后见之明。1971年美国加州《天使岛诗歌》首次公之于世，重现19世纪来美华工的悲惨遭遇；1997年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终于理解五十年前、父母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之谜。文学史的时间也可以揭示命运的神秘轮回。1927年王国维(1877-1927)投湖自尽，陈寅恪(1890-1969)撰写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四十二年后，陈寅恪在‘文革’中凄然离世，他为王国维所撰碑文成为自己的挽歌。最后，文学史的时间投向未来。”这些在“历史时刻”中人的特定行为的表现，往往是被我们的文学史所忽略的东西，恰恰就是它们构成了文学史最复杂，同时也是最深刻和最精彩的组成要素。一切本质性的东西往往就是在历史时刻的细节之中凸显出它的意义和作用。而这样的耙梳也许只有王德威想到了，同时，也只有他才有条件完成这样的学术性探究。 顺便需要指出的是，从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内在逻辑虽然是按照编年史的方法进行的，但是在目录次序上却是无次序状态的，或许这就是“大兵团作战”留下的遗憾，抑或就是作者考虑如何按照问题意识进行文学史的组元方法所致，这就需要读者自行从问题出发，重新在大脑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编年史的脉络来，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尽管如此，这种将许多杂乱无章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的文学史叙述，的确给了我们许多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