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当代中国对文学史的关注为国际学界所仅见。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对“文”与“史”的重视其来有自，也和目前学科建制、知识管理、甚至文化生产息息相关。尤其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与阅读更与政治氛围形成微妙对话。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反思，诚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哈佛大学出版公司《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①是近年英语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风潮的又一尝试②。这本文学史集合美欧、亚洲，中国大陆、中国台港地区一百四十三位学者作家，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一部体例独特，长达千页的叙述。全书采取编年顺序，个别篇章则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衍生、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在这“漫长的现代”过程里，中国文学经历剧烈文化及政教变动，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借此，我们期望向(英语)世界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目前文学史书写、阅读、教学的局限与可能。 熟悉中国大陆文学史生态的读者对此书可能有如下的质疑。第一，哈佛版文学史尽管长达千页，却不是“完整”的文学史。一般文学史写作，不论独立或群体为之，讲求纲举目张，一以贯之。尽管不能巨细靡遗，也力求面面俱到。相形之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疏漏似乎一目了然。鲁迅的作品仅及于《狂人日记》和有限杂文，当代文学只触及莫言、王安忆等少数作家，更不提诸多和大历史有关的标志性议题与人物、作品付诸阙如。 但有心读者应会发现在这“不求全”的前提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致力的思考、想象历史的方式。全书一方面采取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素朴流动，向中国传统史学论述源头之一的编年史致意。另一方面各篇文章就选定的时间、议题，以小观大，做出散点、辐射性陈述。这两种方向所形成的张力贯穿全书。尽管就章节表面而言似乎挂一漏万，重点却在于全书各个时间点所形成的脉络——及缝隙——促使我们想象文学史千头万绪，与时俱进，总有待增删填补。细心读者其实可以看出书中草蛇灰线的布置，进而触类旁通，把现代中国文学的故事接着说下去。换句话说，这本文学史不再强求一家之言的定论，而在于投射一种继长增成的对话过程。 当然，这样的说法难免陈义过高，而且似乎不脱“后学”阴影，下文将再论及。我必须承认，面临海外人力和材料诸多局限，本书编撰体例的形成不无因势利导的考量。唯其如此，如何在“随机”和“有机”、“挂一漏万”和“以小观大”、“一家之言”和“众声喧哗”之间，发展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架构，成为编者最大的挑战。在编辑过程中，我和众多作者就预先规划的主题和个人专业兴趣来回协商，结果有所得，也有所失。无论如何，与其说《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意在取代目前的文学史典范，不如说就是一次方法实验，对“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创造性思考。 其次，本书对“文学”的定义不再根据制式说法，所包罗的多样文本和现象也可能引人侧目。各篇文章对文类、题材、媒介的处理更是五花八门，从晚清画报到当代网上游戏，从革命启蒙到鸳鸯蝴蝶，从伟人讲话到狱中书简，从红色经典到离散叙事，不一而足。不仅如此，撰文者的风格也各有特色。按照编辑体例，每篇文字都从特定时间、文本、器物、事件展开，然后“自行其是”。夹议夹叙者有之，现身说法者有之，甚至虚构情景者亦有之。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制式文学史叙述大相径庭。 或有识者以此为眼花缭乱，徒具热闹而已。我却要强调热闹之下的门道。这里所牵涉的问题不仅是文学史的内容范畴而已，也包括“文”与“史”的辩证关系。长久以来，我们习于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论文类必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论作家不外鲁郭茅巴老曹，论现象则是各色现实主义外加革命启蒙、寻根先锋，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叙述声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调。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仍然谨守20世纪初以来的规范，忽视与时俱进的媒介、场域和体裁的变化，未免故步自封。回顾20世纪以前中国“文”“学”，我们即可知意涵何其丰富——温故其实可以知新。 众所周知，一般文学史不论立场，行文率皆以史笔自居。本书无意唐突这一典范的重要性——它的存在诚为这本《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石。但我以为除此之外，也不妨考虑“文学”史之所以异于其他学科历史的特色。我们应该重新彰显文学史内蕴的“文学性”：文学史书写应该像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文本的自觉。但我所谓的“文学性”不必局限于审美形式而已；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判断或欣赏，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不断被凸显和检视。唯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者们以不同风格处理文本内外现象，力求实践“文学性”，就是一种有意识的“书写”历史姿态。 最后，《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导向的华语语系视野也可能引起异议。如上所述，这本文学史在海外编纂，自然受到客观环境和资源的局限，难以和大陆学界的各种宏大计划相比拟。英语世界的读者也未必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因而必须做出适当因应。然而当我们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里，一个不同以往的图景于焉出现。近年中国史学界流行“从周边看中国”的论述即在提醒，中国历史的建构不仅是“承先启后”的内烁过程，也总铭记与他者——不论是内陆的或是海外的他者——的互动经验。更何况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原本就是一个内与外、古与今、雅与俗交错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