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105-07 明清时期，小说禁毁政策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明清易代之后，文网更趋严密，文字狱时有发生，像著名的庄廷明史案、戴明世《南山集》案等皆对当时的文坛造成了极大震慑作用。其后，清廷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进一步强化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发布谕旨云：“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1](P17)于是，前人书中的“违碍字样”[1](P18)悉被删改。这一谕旨虽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但由此可以看出清代文化政策之严厉，而这正是造成清代文字狱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频发的文字狱令文人噤若寒蝉，故李祖陶《迈堂文略》卷一《与杨蓉诸明府书》称，“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以致“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2]。清代文人的这种惧祸意识在小说创作及传播领域也得到充分反映，以至许多小说家特意声明自己“书中无违碍忌讳字句”[3](第1辑，小和山樵《红楼复梦·凡例》，P1)。换言之，作为清代政治文化生态组成部分的文字狱，使小说家、编选者或书坊主产生了明显的惧祸心态，并由此影响到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 一、清代遭禁小说文本形态之演变 毋庸置疑，那些因文字狱而遭到清代官方禁毁的小说，其文本形态往往会在刊行过程中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例如，刊刻于顺治十七年(1660)的《续金瓶梅》在康熙三年(1664)即因文字狱而遭到查禁，故丁耀亢《归山草·焚书》有“帝命焚书未可存，堂前一炬代招魂”[4](P502)之语。丁氏《续金瓶梅》以宋金之战为历史背景来展开故事情节，其中写到金人劫掠烧杀之事，因此该书被人检举有违碍之语而遭查禁，当时刑部判结云：“经查阅该书，虽写有宋金两朝之事，但书内之言辞中仍我大清国之地名，讽喻为宁固塔、鱼皮国等。据此，理应绞决丁耀亢。但有司所查送之文内则称，丁耀亢自首属实。又于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所颁恩赦内一款曰：‘凡查拿之重犯，若有自首者，可著免罪。’故此，议免丁耀亢之罪。至于所撰写之《续金瓶梅》十三卷书，拟交礼部查封焚毁。”[5]该书虽遭官方明令禁毁，但其刊本并未绝于世，只不过书坊主是将其改头换面，易名《隔帘花影》后继续刊行。当然，书坊主已对部分情节内容予以大幅删削，删除的基本都是那些容易触犯时忌的敏感内容和激越沉痛的议论，特别是像第十三回“陷中原徽钦北狩”、第十九回“宋道君隔帐琵琶”与“张邦昌御床半臂”、第二十一回“宋宗泽单骑收东京”、第五十四回“韩世忠伏兵走兀术”与“梁夫人击鼓战金山”、第五十九回“辽阳洪皓哭徽宗”等情节单元，其中有关金兵烧杀劫掠的描写文字都被淘汰净尽。即使一些涉嫌丑化金人的细节文字也被更改，如《续金瓶梅》中骗孔梅玉为妾的是金帅挞赖之子哈木儿，而《隔帘花影》却将哈木儿改为汉族将军金钰之子金坚。而且《隔帘花影》还重新拟定回目，对人物姓名加以改易，如以南宫吉替代西门庆，以楚云娘替代吴月娘，以慧哥替代孝哥，以毛橘塘替代蒋竹山，等等。晚清民初，孙静庵根据《续金瓶梅》并参照《隔帘花影》编撰《金屋梦》，恢复了《续金瓶梅》中有关宋金战争的情节内容。不过，需要明确的是，《金屋梦》文本形态的生成也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一是此时清王朝已经覆亡，再无文祸之虞；二是孙静庵本人曾于1904年参加兴中会，抱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志愿的他民族意识空前强烈。无疑，由《续金瓶梅》到《隔帘花影》再到《金屋梦》，这些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情况，已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清代政治生态的变化给小说文本形态带来的显著影响。 李渔《无声戏二集》中某些小说文本形态的变化也与文字狱相关。《无声戏二集》中有作品写到张缙彦事，即写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城，时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欲以死殉国而被救，由此他被赞为“不死英雄”[6](卷79《贰臣传乙》，P6624)。职是之故，先降李自成而后又归顺清廷并出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曾资助李渔刊刻《无声戏二集》。顺治十七年，张缙彦因党争而被流徙宁古塔，其中罪名之一便是指斥他欲借小说以自饰，谓其“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未死之身”，认为小说中有关张缙彦的描写“虽病狂丧心，亦不敢出此等语，缙彦乃笔之于书，欲使乱臣贼子相慕效”。[6](卷79《贰臣传乙》，P6624)这一政治风波之后，在文禁尚不十分严厉的康熙初年，有人将《无声戏二集》文本加以改造后以《连城璧》之名重新刊行，它删除了原书中与张缙彦有关的违碍作品；重新调整原书目次，且回目由单句变为双句；又将杜濬《无声戏序》改为《连城璧序》，并对其作了改动，尽量隔离《连城壁》与李渔及其《无声戏》之间的渊源；还对原本中一些敏感之处予以删除，如《连城壁》第十一回戌集将《无声戏》原有的回后总评予以删除，因为其中有“夷狄进于中国而中国之，中国入于夷狄则夷狄之。知《春秋》褒夷狄之心，则知稗官重奴仆之意矣”[3](第1辑，李渔《无声戏》，P643)这样的语句。既然《连城璧》在《无声戏》基础上修改而来，必然会在《连城璧》文本中留下蛛丝马迹，如《连城璧》亥集总评中仍保留有这样的话语：“《无声戏》之妙，妙在回回都是说人，再不肯说神说鬼。”[3](第1辑，李渔《连城璧》，P860)这里“无声戏”字眼的出现，显然是由删改者疏忽所致，而这恰恰证明了《连城璧》与《无声戏》的渊源关系。由《无声戏二集》引发的文字狱虽未直接牵连到李渔本人，但对其创作心态却产生了不小影响，因此他主张戏曲小说要“戒讽刺”，并以《誓词》云： 稗官好为曲喻。……矧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于有托；抹净丑以花面，亦属调笑于无心；凡以点缀词场，使不岑寂而已。但虑七情之内，无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设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乔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无基之楼阁，认为有样之葫芦?是用沥血鸣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为三世之喑，即漏显诛，难逋阴罚。[7](第3册，《笠翁一家言文集》卷2，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