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7)02-0120-09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转换和全球化两大因素,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学的自主性提升,特别是随着市场竞争原则引入大学,全球化进展加快,教育和研究有了质的提升。同时为了迎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中国大学国际化有了急速发展。其中,教师国际化在大学国际化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大学国际化的重要课题,同时,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核心,是一所大学能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中国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提出的五项建设任务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培养造就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同时采取海外人才引进和教师海外访学研修相结合的政策,通过海外访学研修提高本土教师的国际化素养和能力。”[1]可以说,国家、各级政府和高校都加大了对教师国际化的政策倾斜和经费支持。 日本的《科学技术白皮书》也指出:“为了维持和加强本国的研发能力,确保能从海内外获取优秀人才作为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而随着本国少子老龄化进程的发展,从海外获得优秀的研究者的重要性更加凸显。”[2]因此,2009年日本文部省实施了“Global 30”计划,旨在促进日本大学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大学间的国际化基础网络,积极吸收国内外优秀人才。进而在2014年,日本文部省又制定了“Top Global University”计划,把“国际化”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促进日本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流和合作,增强日本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全球化人才的培养,从政策上确保本国教师的海外派出和吸收外国教师。 国际化是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大学国际化包括课程国际化、教师国际化以及学生国际化等诸多方面。迄今为止的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涉及留学生国际流动的主题很多,但有关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北京大学教授陈学飞也曾指出:“教师的国际交流是高校国际化的核心部分。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教师可以直接推动教学、科研向着国际化方向发展。”[3]13 本研究在对国内外有关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性的研究成果和现状进行梳理后,使用2011-2012年亚洲学术职业调查①的中日两国相关数据(
=2807,
=1048),以研究中日两国的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性为目的,揭示了以下问题:首先,明确两国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性的分类和特征,包括流动教师的性别、年龄、所属学校类型、配偶职业类别以及专业分类等;其次,在明确有关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性决定要因后,考察中日两国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性相对较低的原因;最后,分析国际流动性经验的存在与否与大学教师学术产出的关系。 二、相关研究综述 本文所采用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性,是指大学教师在一定的时间内以学习和研究为目的的跨国流动。 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是构成教师国际化研究的主要内容[4],也是大学国际化实践的主要方面。欧美以及日本的学者通过研究,对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性类型进行了分类。Kim和Locke[5]对英国大学教师产生显著影响的国际学术流动做了相关研究和以下分类。 (1)“海外留学”型:在国外攻读博士,然后通过博士后或直接聘用重新回归到本国高等教育系统。 (2)“磁石”型:以高层次研究生学习和就业为目的融入他国的高等教育系统。 (3)“自给自足”型:本国的研究生教育满足本国大学教师需求的高等教育系统。 Kim和Locke分析得出,各国的教育体系都有一个或多个特征,而中日两国属于“自给自足”型。 吉永[6]使用亚洲学术职业调查数据,对第一学位(FD)和博士学位(DD)的取得国(本国或他国)进行分类组合,得到以下四种类型。 (1)“自给自足”型:FD本国×DD本国; (2)“海外留学”型:FD本国×DD他国; (3)“磁石”型(A):FD他国×DD本国; (4)“磁石”型(B):FD他国×DD他国。 吉永的研究分析得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属于“磁石”型(B)和“磁石”型(A)(存在人才流失的强烈趋势),但在2000年以后迅速成长为“自给自足”型;而日本则一直属于“自给自足”型。 据Hoffman[7]的研究,开展有关国际学术流动性的研究,应该考虑以下四点。首先,根据定义,国际流动性是指要跨越国界流动。然而,在分析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时,要区分最初开始的时间、流动的次数(一次或是多次流动)。第二,有必要区分流动的层次。有必要在短期流动性和长期流动性之间进行区分。第三,流动性,根本无法通过参照年代来获取,需要进一步考虑参与者的主观愿望等因素。第四,应从国家层面、学校层面、个人层面考虑流动性。 Michele Rostan和Ester Hohle[8]79-104的研究指出,为了区分流动和非流动的教师,应注意以下方面。首先,重点是关注整体学术经历,区分各个时间尺度(初期教育、高等教育、科研/早期的职业生涯、学术生活)。其次,大学教师的相关的六大时间点。即包括出生、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博士后、调查进行时的状态。第三,这项调查实行时的所在国家、出生国家以及学位取得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