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标准和中国的最新规定，人口1 000万以上的城市被称为超大城市（国务院，2014）。因为规模庞大、构成复杂，超大城市治理成为一个世界级难题。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浪潮中，中国大城市的规模也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快速的膨胀。目前，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已达142个，其中1 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有6个，而全世界千万人口级别的超大城市才共有25个（中新网，2014）。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等中国城市要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探索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模式（陆文军等，2017）。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一书，将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对巴黎19世纪后半期的规模扩张和现代转型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于我们在理论上认识超大城市的本质特征和在实践中开展超大城市的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巴黎是法国首都，法国最大的城市、欧洲第二大城市，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与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并列为世界五大国际大都市。“大巴黎”地区的人口超过千万，几乎是法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新华网，2008）。在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巴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影响，是超大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1853年开始主政巴黎的奥斯曼在巴黎城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借助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行政权力，并在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裹挟下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哈维称之为“创造性破坏”（哈维，2010：2）。正是这次改造迫使巴黎这个古都走进现代，造就了现代巴黎，但也令其在剧烈的时空变迁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新巴黎：资本、权力与现代性的时空汇聚 巴黎不仅是超大城市形成与变迁的一个典型样本，更是一部浓缩的西方文明史。对于巴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结构复杂的大都市来说，其城市变迁过程必然汇集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力量的演化与博弈。如何把握这种复杂的城市史？如何探究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如何理解大规模城市变迁的意义与局限？传统的城市研究关注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征、产业结构、人际关系和群体特征，但哈维（2010：20-22）认为：“我们有丰富的理论来处理城市‘当中’发生的事，唯独缺乏的是城市‘本身’的理论；至于现有的城市理论，通常看起来面向太单一也太僵硬，完全无法表现出都市经验的丰富与多样。”哈维采取了一种空间取向的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巴黎的空间重组过程进行了宏大而有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哈维看来，巴黎是个“巨型万花筒”，但他并不想简单呈现巴黎的复杂多变，而是要从这个万花筒中看到“巴黎如何形成以及巴黎如何成为孕育现代性的中心地”。 现代性如何兴起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它的意义超越城市，又寓于城市变迁中。通过对巴黎这个现代性之都形成过程的回溯，哈维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强调了第二帝国的国家权力运作和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扩张两大动力机制，而后者又起到最终的支配作用。奥斯曼作为拿破仑三世的亲信，是帝国权力的代言人，他想“将巴黎打造成法国的现代之都，也许还能成为西方文明的现代之都，然而最后他只成功地让巴黎成为资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哈维，2010：123）。 1853年6月，奥斯曼受命改造巴黎。他有计划、成体系地对巴黎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空间架构进行重整，范围包括新的道路网、下水道、公园、纪念碑和象征空间、学校、交通、官署、住房、商业建筑等。奥斯曼偏好直线逻辑、坚持对称与均衡、重视整体视角。他希望能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合理而有秩序地调和多种多样的环境。他认为都市空间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城市各个分区与不同功能应互相支持以形成一个整体。都市空间整体的关怀，引领奥斯曼致力于将市郊合并为巴黎的一部分。这种对崭新而扩大的空间的追求以及奥斯曼“不做小计划”的行事风格，是促进巴黎空间规模扩张并形成今天的“大巴黎”的一个重要原因。哈维认为，各种理性化的城市规划思想与实践早已有之，之所以奥斯曼能被视为现代主义都市计划肇始者，乃是因其计划规模本身的宏大以及计划与概念的全面性（哈维，2010：120-122）。 规模宏大是这一时期巴黎城市化进程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不仅是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的个人偏好，更是为了满足当时第二帝国的政治需要：以拿破仑事迹为中心的民粹主义以及帝国权力的展现。奥斯曼的使命之一，便是让巴黎披上罗马帝国的外衣，使其成为欧洲文明的领导者与核心。巴黎重建中出现的纪念性建筑在空间与视野设计上集中于帝国权力的象征，有助于支持新政权的正当性。在盛大的庆祝仪式中，“慕名前来的民众莫不赞叹帝国的风华、优雅与权力”（哈维，2010：120-122）。 奥斯曼还希望将“危险阶级”和有害的住房及工业从市中心驱逐出去，以使得巴黎能够摆脱工业基础与工人阶级，如此巴黎或许能变成支持资产阶级秩序的非革命堡垒。到了1870年，巴黎市中心绝大部分区域都已经看不到工厂，大部分工人阶级也被迫搬离市中心。市中心留给彰显帝国权力的纪念碑与官署、金融与商业以及急速增长的旅游服务业（哈维，2010：160）。新的道路系统整齐地环绕在传统发生革命动乱的中心周围，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调派维持秩序的部队前来（哈维，2010：122）。然而流离失所的人口从市中心往外围分散，使得新市郊充斥着闲杂人等，并让当地成为下层工人阶级的专属居住区，阶级斗争的策略与地理分布因此出现剧烈变化和新的风险（哈维，2010：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