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时常探讨“文化转型”。一些学者习惯使用“文化变迁”这一概念代替“文化转型”，比如林淑容认为，“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是两个建构的概念，相较于文化转型，她更赞同使用“文化变迁”，认为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文化转型，也就是说，文化从这个模式完全转变到另外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与过去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文化只有延续、断裂、复振与创新。也有学者赞同“文化转型”的用法，比如赵旭东认为伴随着权力支配方式转变，文化形态亦在发生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同时，在当代社会使用文化转型的概念也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赵旭东，2012）。笔者以为“文化变迁”与“文化转型”是两种说法的不同，而非概念性的不同，二者都旨在对当今社会文化现象的变化进行思考。在本文中，笔者更倾向于使用“文化转型”的概念分析当代城市社区在结构层面呈现出的急剧变迁现象。 笔者曾撰文探讨过都市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问题，从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等角度探讨了都市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现象，认为文化转型具体表现在道德伦理的弱化、“圈子”的变化、乡村整合模式及人际关系的功利主义取向等（周大鸣，2013）。中国过去的文化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现在我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这是否也伴随着文化转型？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本身是不是也在发生着转型？杨庆堃先生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他将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这一时段的城市化称为商埠城市化（treaty port urbanization）的过程，而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又先后经历了急速城市化、逆城市化、迅速城市化三个阶段；相应的，城市组织系统也经历了变迁，面临着如组织效用与效率等挑战与问题（刘创楚、杨庆堃，2001：123-128）。笔者以为当代中国的城市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城市转型描述的则是，中国过去的城市是建立在一个地域社会之上的地域型城市，现如今正在向一种移民城市转变。这是笔者最近提的一个概念和思路，将在本文进行讨论。当然，本文的论述及许多观点仅仅是尝试性的，而并非确定的结论，其中有许多的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探讨。 一、“地域社会”概念试析 笔者尝试使用“地域社会”这一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描述与概括，认为地域型社会是在一定的地域文化基础之上而形成的社会。笔者以为地域型社会的形成与以下因素相关：社会经济的运作模式、相关联的国家行政制度、市场体系的发生与形塑，以及较为保守的移民政策。具体来说，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农为主的社会，以土为生的人不愿意轻易搬迁，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习惯。中国的农业传统与欧洲及美洲社会有所不同，后者经营的是粗放型的农业。许倬云曾撰文讲述，自汉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农业走的便是一条精耕细作之路，形成的是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形态。政府自秦汉以来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与此种社会经济形态之形成亦有重要关联。对工商业的抑制并没有阻碍到人们对于土地财富的追逐，尽管中央政府推行政策的初衷是强调以农固国，鼓励人们重视农业生产，然而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小农阶层的兴起，其典型的呈现方式是以主干家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许倬云，2012：8-12）。在中国农业社会里，由于是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其基本特征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消费，而不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这在中国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随着人口不断地增长，农户自身的消费也不断增长，而土地却没有太多的增长，所以只有在有限的单位面积上面不断地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以获得更多的产量，这就是黄宗智先生所描述的农业经济内卷现象（黄宗智，1986）。 过去，中国传统农业型社会通过“集市”把一家一户这些小农联系起来，传统中国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农忙和农闲的时候对劳动力的需求差别很大，农忙的时候大家要精耕细作，“种田如绣花”，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农闲时农民无农事可以忙活，就做些其他营生，因而过去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兼业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除了经营农业之外还经营农业以外的一些东西，常见的如小手工业产品等。因此家庭手工业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个特点。而又由于家庭小手工业这些产品不仅满足自身消费，还会拿到市场上交换，这样一来就形成了集市体系。农村地区“三天一小圩、五天一大圩”的这种圩市非常的发达，各家各户逢时便将自家多余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放到市场上去交换，通过交换把自己所需要、又不能自己生产的东西交换回来，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之一。久而久之，这些集镇也成为了交易的中心，成为一种类型的城市。而从市场体系的发展来说，农民被镶嵌到市场关系之后，加之存在缴纳税收等现金的需求，便会更加依赖市场交换，进而将更多的土地变卖以换取金钱。农民卖掉了土地成为佃农，如此类的人口增多超出土地负荷的时候，政府便会进行政策的调控；然而传统中国的人口政策是较为保守和闭塞的，一方面人口的自由流动会受到限制，从秦朝开始，自由迁徙便是被禁止的（许倬云，2012：26）；另一方面政府推行的移民政策大多是出于巩固北部边防的军事目的，比如屯民等边疆永久性移民（许倬云，2012：33）。另外，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这种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限制了移民。在严苛的户籍制度下，一个人要到什么地方去是不能由个人决定的。因而这种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强化了地域性城市的发展。 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或称大一统的国家，然而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内部差异极大。习惯上我们以地域来划分成不同的文化类型，比如中原文化、闽南文化、江南文化、吴湘文化、闽粤文化等，即有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如今历史界与社会科学界对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都比较侧重对地域社会的研究，现在经常讨论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就是研究在一个大的历史的背景下被淹没了的各个区域的历史，而事实上有的区域历史和大的历史不一定同步，发展史也不一定是一样的。以昆明为例，昆明这个地方在唐代的时候可能属于南诏国，在宋代的时候则属于大理国，小说《天龙八部》讲的便是这个情况；再如山西，笔者于前一段时间到山西做调查，知晓山西在宋代的时候也不是属于宋朝的，而是属于辽国的；山西现在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原地区，其实那个时候它是辽国的地方。因此对于地域社会的研究，其实这些年开始我们就发现每一个地域都经历着自身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中国各个地区的差异非常大。具体来说，首先表现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语言的差异、习俗的差异、食品的差异、住宿的差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中国人由于地域性的差异所造成的地域性的歧视也非常严重。比如南方人对北方人有一些刻板印象，会称北方人是“傻大个”；北方人对南方人也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南方人“个子小、很精明”此类。除了南北方这样一个大的区域歧视之外，在每一个省域里面又有一些歧视，会对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域有歧视，这个就是因为地域性的差异所造成的。如果大家属于不同的群体，就会有不同的认同，可能有一个排他的东西，这种东西影响很深远。比如现在深圳、东莞等地区的企业要招工，他们只招某省的人或者不招某省的人的现象非常严重。因而总之，地域社会从总体上说，其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内部由于受到族群、自然地理环境、历史，特别是移民迁徙的历史过程等要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极大的文化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