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34X(2017)01-0089-14 坐落在爱森煤炭焦化厂(Zeche Zollverein)的崭新的鲁尔博物馆于2010年初对外开放，恰值欧洲之都的欢庆时刻。在博物馆的陈列名录中，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的前首相尤尔根·路特斯写下了如是致辞： 鲁尔地区的人民，皆因移民而来。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前，他们都以其容忍、大气、乐观的性格团结协作，精益求精，举世闻名。历史告诉我们：认知未来的挑战方能有备无患，操控挑战。为此，人民需要在当今世界上有所定位，并掌握历史知识。鲁尔博物馆正是以一种现代的理念提供了这种展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平台。① 名录本身以博物馆历史及其历届前任为开篇，同样也强调了历史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作为区域的记忆，博物馆想引领当地人民的记忆空间，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学习方式向今天的参观者提供一个由近及远的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场景。它想展示鲁尔人在过去、现在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并让参观者对鲁尔未来的发展定位投以惊鸿一瞥。② 历史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在南威尔士罗德矿业遗产的几个主体公园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此，前煤矿主贝恩·瑞思(Bryn Rees)曾向参观者如是讲述： 我曾听一些已故的工人在世时谈论他们的矿井。很难说清，但是，的确是在罗德这里，大矿井主宰了人们的生活。你们现在所见的地方，就是在一战之前，我出生的时候，这两个山谷间差不多有60个矿井同时开工，足有4000人在矿区干活。在莱维斯摩铁尔，我们有5个传动轴同时工作。如果算上整个南威尔士，当时有近25万矿工不分昼夜地乘坐小火车爬进山谷抵达操作台。在卡的夫、巴里乃至全世界皆如此。罗德是举世闻名的市区，像磁石一样吸引人。在那之前的1920年代早期，罗德有近168，000人生活在这两座山谷之间，非常拥挤。而仅仅在70年前，即我祖父出生的1850年代，这里只有1000人。我猜想，自始至终，我们能幸存下来，在某种方式上是因为我们采到了煤，煤使我们成为一个社区。我们像所有人一样以出名的儿女为荣，但却是普通人真正给了我们活下去的支撑。普通人？是的，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③ 以上引言皆是人们对前重工业区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这些重工业区是证实工业遗产、身份认同和政治之间紧密关系的力证。南威尔士的历史学家戴·史密斯试图用“心灵”(mind)一词来替掉“景观”(landscape)一词的前半部分“土地”，从而派生出“心灵景观”(mindscape)的新词，并以此来概括人类与某种特殊景观、区域和地点的联系。这种心灵景观是由特定区域内的物理、地理特性所决定的，但也受文化、想象和建筑的影响。④笔者想在本文中论述的就是工业遗产在构建鲁尔和南威尔士地区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通过勾勒19世纪晚期至今的两个地区心灵景观的框架来表述一些关于工业遗产与地域、民族、跨民族的三层身份之间交互关系的猜想。 在开始表述之前，我想可能比较适合的是，至少要指出遗产当然不能受限于身份认同；鲁尔地区的遗产名录中涉及了许多娱乐的项目，遗产产业的崛起在旅游业的兴趣与利润的驱使下，显然与过去的市场和商业紧密相连。⑤后者无疑在鲁尔地区表现得十分强烈，每年成百上千的参观者都到鲁尔地区参观星罗棋布的各种工业遗产址。而有关南威尔士的讨论则主要围绕罗德遗产公园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大矿井”的创造展开，其中将旅游业带入南威尔士后工业景区的主张非常多。人们希望以此能够满足工业区经济的更新换代需求。工业博物馆不仅为当地人提供了直接的就业机会，也像爱森煤炭焦化厂一样，展示并提供了新的工业文化中心，自然而然地就帮助地方经济达到了更新换代的目标。⑥我们认识到工业遗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利用手段。然而，本文的重点是试图以工业遗产分别为鲁尔和南威尔士区提供文化身份的认同。 鲁尔地区的心灵景观——从矿业时代的德国至今天 在1933年以前，鲁尔地区以清晰明朗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著称，不允许其生成统一的“心灵景观”。这些环境中的每一个因素都缔造了其自己的鲁尔旧影的视角，这些视角直接发展成了当今社会关于未来的高度多样化的思想。我们能一目了然地区分天主教徒、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波兰人和国家“心灵景观”的抗议者吗？⑦更何况是在鲁尔这样的极端环境中，外部对鲁尔的看法几乎全是否定的。鲁尔获得了德国的“荒凉的西部”之名，印象中就是一个满是煤灰和蒸汽的、没有秩序的脏乱地区。这样的否定使之很难再在鲁尔地区建立积极正面的区域形象。对此，人们对只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下才企图去伪造的一个更统一、更正面的鲁尔的“心灵景观”颇有争议。环境的破坏和政府构建一个种族上被定义为“民族共同体”的企图使鲁尔需要一个新的文化身份认同。在威尔海默·布赖波尔(Wilhelm Brepohl)的“鲁尔人”思想的影响下，国家社会主义者积极宣传基于鲁尔地区长期移民史上出现的种族化的民族认同思想，提出在这个移民进程中，有一个特别种类的人，鲁尔人已经出现了。⑧ 鲁尔人的概念一直存续到战后和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除去了种族主义的内涵，它只为鲁尔所缺少的身份认同和道德重建服务，当时鲁尔地区还残存着一些“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信条。在概念上，鲁尔人思想上不太强调阶级问题，适于海尔默特·斯盖尔斯基的德国著名思想，即代表一个“社会同水平线上的中产阶级”。然而，社会阶级的设想与德国社会越来越远，特别是当人们把他们限定在工作世界里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在消费世界里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是一种钝化鲁尔工人环境的阶级边缘思想，给工业遗产一个去政治化的辛勤工作和任劳任怨的框架，最终导致每个元素都在被重新评价。⑨1933年以前的尖锐分化和极端环境时期在1945年之后并未重现，因此并不能使鲁尔地区更多整齐划一的心灵景观处于危险境地。这种心灵景观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出现并持续到战后时期，像凤凰涅槃一般从烟灰中腾起。鲁尔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德国的工业机房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煤炭与钢铁工业的象征和欧共体早期史的中心。鲁尔再次成为密集移民的焦点，来自欧洲中东部、东部的被清洗过的多种族的德国人以及来自苏占区和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难民，还有后来来自南欧的定居在鲁尔地区的所谓的“客居工人”，开始在此寻找工作和新的生活。⑩基于此，鲁尔人的概念一直长期被用于移民的代名词，基本上是指植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上被社会民主党所剥削的人群。社会民主党在鲁尔的政治运气似乎一直在势不可挡地高涨，至1970年前，这里一直被视为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壁垒，而那种运气在1945年以前从来未出现过。(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