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关于中国与建设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也不断被学界所论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恢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朝贡体系。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努力构建一种超越帝国思维的新秩序，即天下主义秩序。①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新天下主义”。②不过，许纪霖先生只是提出了这个概念，并没有阐述这个概念的内涵，只是说所谓的“新天下主义”是“来自古代传统，又重新加以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③。实际上，赵汀阳先生把“天下”观念置于世界制度的框架中来阐述，这本身也就是对古代传统的现代性阐释。换言之，许纪霖先生所谓的“新天下主义”与盛洪、李慎之、赵汀阳等先生所讨论的“天下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然而，“天下”是否如赵汀阳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世界社会”，而“天下体系”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世界尺度”即世界制度(或秩序)？④抑或如许纪霖先生所说的，“新天下主义”是“去中心化、去等级化，以平等的共享为核心，在普世文明的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普遍性，即所谓的‘分享的普遍性’”？⑤笔者以为，无论是“天下主义”还是“新天下主义”都不过是一种文化意象，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为世界设计一种理想的秩序，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中国学界的一种责任。但是，用这些传统的概念或观念来构建世界秩序，必须要弄清楚这些概念和观念的内涵及其嬗变。 秦统一前的“天下”内涵 什么是“天下”(有时与“天下主义”、“天下体系”是同一指称)？对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与中国历史划界有关，即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止于何代？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始于大革命时期，由于大革命失败以后，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过，不同时期关于历史划界的争论目的是不同的，但问题的根源是一样的，而且“‘战国封建说’基本上被‘立为官学’，写入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⑥。但是，台湾历史学界如钱穆先生等认为“秦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但“秦汉以后，封建社会早已推翻”。⑦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又出现了新的观点，特别是不再受五种社会形态历史观的束缚而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即从黄帝到夏是古国时期，从夏到战国为王国时期，自秦至清为帝国阶段。⑧ 虽然关于中国历史划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但秦朝是一个重要分界线这是大家都赞同的。也不管封建社会所指的是哪个阶段，但秦朝以后与秦朝以前并上溯至夏朝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制。在秦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是诸侯分封，尤其是周朝最为典型。周天子把封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国内有诸侯管理，周天子只要求诸侯对周天子效忠，天子并不直接掌管诸侯国内部的事务。相反，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郡县制，郡、县的地方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命，土地直接归皇帝掌控的中央政府。这也是后来梁启超以及之后学者认为中国是专制社会的重要依据。梁启超指出：“有郡县，然后土地人民直隶于中央政府，而专制之实乃克举。亦惟以如此广漠辽阔之土地，而悉为郡县以隶于中央政府，则非大行专制不能为功。故自始皇置三十六郡，而专制政体之精神形质，始具备焉。”⑨不过，以钱穆为代表的学者强烈反对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专制说”，而提出了“中国式民主政治”。根据他的论著，有学者整理了钱穆关于“中国式民主政治”的三条理由，即第一，“中国传统政治无宪法，无国会，但不乏客观标准和理性精神”；第二，“士人受教于农村，代表民意，‘士人政权’系‘信托政权’”；第三，“与‘选贤与能’相承，中国传统政制采取‘设官分职’，偏重于政府的职能和责任”。⑩但是，王亚楠对钱穆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钱穆是在“歪曲历史”。(11) 讨论中国古代政治是否民主似乎与“天下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中国古代政治是否民主与“天下主义”的内涵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天下主义”的内涵是与中国古代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所谓“禅让”就是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禅让”又可分“内禅”与“外禅”，“内禅”为帝王将帝位让给同姓人；“外禅”则是指天子禅位于外姓如尧让位于舜，以及舜让位于禹。禹之后，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不过，在政治权力上还没有实行集权制，一直到秦统一中国前，中央政府的权力还是分散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诸侯分封、王位世袭。即便是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也是世袭的。当然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实际上都是与天子有直接血脉关系的兄弟。天子只管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并不直接管诸侯内部的事务，诸侯内部的事务直接由被分封的诸侯管理。这种情形构成了中国分封制度下的“家天下”。所以，有学者就指出：“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的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