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台湾地区的“再中国化”

      DOI：10.12046/j.issn.1000-5285.2017.04.013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7)04-0107-10

      台湾地区的“再中国化”，也称“中国化”“祖国化”，这一政策最早是在台湾即将回归祖国时提出①，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所说的“再中国化”，主要是相对“日本化”“皇民化”而言的②，以去除日本化来达成中国化。1949年底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却仍以“中华民国”自居，台、澎、金、马地区成为国民党当局的实质管辖范围，“中国化”政策有了新的意涵，不仅要使台湾更像中国，更重要的是，要使台湾代表中国。因此，虽然当局没有明确提“中国化”，实质上其“中国化”政策推行更甚，各式文化运动、精神动员接踵而至，1960年代中后期，还发起了以宣扬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下简称“文复运动”)，对台湾地区影响深远。有关该运动的研究，台湾学术界涉入较深，包括早期运动参与者的介绍性著作③，以及学者对运动及其推行机构展开的学术性研究④。大陆方面，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⑤，分析评述运动的社会背景、过程内容以及影响意义等。本文的“再中国化”是广义的中国化，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切入点，分析论述国民党当局在这一时期的“再中国化”诉求和举措。

      一、运动发起的政治社会背景和当局的“再中国化”诉求

      现有研究表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发起的直接原因是1966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历来狂热反共，日思夜想要“光复”大陆，抓住这一攻击共产党的绝好时机，以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宣称台湾要保卫中华文化，振兴中华文化，让“三民主义思想向大陆更积极、更全面的进军”⑥。

      除直接因素外，亦有台湾岛内政治的考量。一方面，专制统治与民主要求矛盾突出。国民党当局一直奉行“戡乱”统治政策，长期实行军事戒严专制统治，陆续公布诸多限制级别权利的法令，在舆论与言论的容忍度上明显下降，严重戕害言论自由，剥夺了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⑦，大搞“白色恐怖”。据历史学者估计，单是在1949-1958年的10年间，因“匪谍”“叛乱”等罪名被逮捕定罪者有1万人以上，被处决者约4000人⑧，整个台湾社会处于“低气压”状态。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接受了大量的“美援”，在此特定背景下，台湾社会受到西化思潮的猛烈冲击，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对这种“一个领袖”的集权统治并不认同，追求西方式民主自由，批评国民党的专制政治。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台湾地方势力矛盾突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台湾的地方力量对“外省”来的国民党统治者，存在一定文化和心理上的隔阂；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自身经济地位的提升，这部分地方势力产生出对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强烈的政治离心力，经常组织开展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激进活动，当局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

      社会背景方面，伴随着台湾社会的开放，经济上高速增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源源不断流入台湾，西方腐朽社会风气、色情文化生活也如同细菌一般侵蚀台岛的每一个角落，以致于台湾社会诸多方面问题层出，道德败坏、官场腐败、吸毒盛行、色情泛滥。当时，台湾的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就像孙科说过的：“一方面受到西洋文化的冲击，感染了若干不良的习气，对自己文化失去信心；一方面正处于一个由农业过渡到工业的社会，心理的适应尚未充分成熟。有人认为过去农业社会的道德已不能适用于今日。”⑨民众盲目地追求物质享受和生理刺激，道德水准越来越没有底线，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受到巨大冲击，对民众行为的规范力量正在逐渐减弱。许多民众强烈要求改良社会风气、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对国民党统治当局执政的满意度下降。

      可以说，1960年代初的台湾，政治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相当突出，还发生了震惊岛内外的“雷震事件”，当局急迫需要转移民众视线，缓解社会矛盾，以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国民党当局选择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其“再中国化”的诉求如下：

      其一、对内：当局所谓的“中华民国法统”依据逐渐丧失，寻求统治合法性证明，向民众证明其“中华正统”的需要急迫。

      国民党退踞台湾之后，蒋介石集团反复声称，“中华民国宪法是全国国民选举的代表所制订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依这部宪法而产生的，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是代表全国国民的唯一合法政府”⑩，强调其统治地位有所谓的“法统”依据。同时，标榜法治与民主，在地方民意代表与地方首长选举上放开，扶持追求自由民主的杂志《自由中国》，处处展现政治与言论上较为开放的作为。但是，众所周知，“白色恐怖”才是这一时期台湾的主旋律，威权独裁才是蒋介石集团的真面目，特别是《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台湾外部安全获得明确保障，蒋介石集团更是肆无忌惮。政治层面上，不论是“中央”或地方层级，均以大陆“被匪占据”为由，采用大法官释宪的方式，使“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得以不被改选，继续行使职权，形成“万年国会”体制；同时，大幅限制地方自治权限，台湾本土精英政治参与的要求受到强烈压制，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地位和能力承认。1960年，蒋介石以修改“宪法”临时条款的方式，架空“宪法”，打破“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限制，成就了“终身总统”。“万年国会”与“终身总统”使国民党得以不必接受民意的选拔与监督，在“国会”中一直保持执政的优势，严重背离了国民党当局所标榜的民主宪政，其强调自身“正统地位”的所谓“法统”依据，受到广大民众的质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强烈诟病，如何向民众证明其所谓“正统”成为当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