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它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扎根市场经济的沃土高歌猛进,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将精英文化打得“花果飘零”,把民间文化挤压得“无家可归”。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对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祛魅、文化繁荣以及个性解放都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但肯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性,并不意味着就放弃对它的批判。作为消费社会的世俗神话和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在解构传统神话的同时又率领大众踏上新的世俗朝圣之路,其自身的逻辑悖论使得繁荣与混乱并存、狂欢与堕落同在。面对大众文化的种种逻辑悖论和价值失范,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必须对其进行价值批判和价值引领,使其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逻辑悖论 在当代中国,以消费、娱乐为宗旨的大众文化呈现出一派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观。但大众文化商品化、世俗化、生活化和符号化的文化表象之下,蕴涵着资本逻辑的悖论、物化逻辑的悖论、快感逻辑的悖论和消费逻辑的悖论。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1](P78)。 1.文化商品化:资本逻辑的悖论 《周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责·彖辞》),即文化有“感化、教化”之意。任何文化都有社会教化的功能,即使是中国古代的通俗文化,包括话本、杂剧、小说等,都包含明确的教化内涵,最普遍的就是劝善惩恶、忠君爱国。大众文化既然是文化,就不能规避教化功能,其重要任务是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实现人的精神需要,同时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文化。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所要实现的是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其生产、流通、消费都受资本逻辑的宰制。资本逻辑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它不变的誓言。这样,资本与文化合作,就会把文化作为资本扩张的工具,“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就是资本逻辑创新的当代出场形态”[2]。大众文化沦为资本谋利的手段和工具,自然而然会走向形式的标准化和单一化、格调的低俗化和平庸化、意义的虚无化和空洞化。 马克思认为,“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的”和“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3](P432)是不同的。前者是为生命写作,源于对人类正义事业的理想追求和对社会的责任担当;后者是为金钱写作,听任资本逻辑的摆布,大脑被系在脖子上的钱袋子所左右。所以,当把文化生产纳入资本逻辑的轨道,一方面能实现国家文化产业的快速扩张和文化市场的空前繁荣,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但另一方面,文化日益沦为市场的奴隶,面临着人文精神丧失的危机,其自身的超越性、意义性、教化性内涵逐渐被遮蔽乃至消解。习总书记曾指出,我国在文化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4]。究其根源,是资本逻辑使然。当前,中华民族正在迈向伟大复兴,亟待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当我们热衷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之时,切勿忽视大众文化的资本逻辑和教化逻辑的悖反,必须驾驭文化领域的资本逻辑,使资本逻辑服从于、服务于文化自身发展的价值逻辑。 2.精神世俗化:物化逻辑的悖论 近代以来,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人类社会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跃迁,即所谓现代化。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与精神生活的世俗化。在西方,世俗化即“去神圣化”,具体表现在: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分离,世俗政治权力与教会权力分离;肯定人间世俗幸福,否定“天国”信仰主义和禁欲主义;高居于人的生活之外或之上的神圣精神价值隐退,人们不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合法性依据。就我国而言,“世俗化消解的不是典型的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专制王权与官方意识形态”[5]。可见,从人类精神发展来看,世俗化本质上是“祛魅”,是“神本”向“人本”转换、人类精神的觉醒解放,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大众文化追求的不再是神圣、崇高等价值,而是世俗化的名利地位、感官愉悦、感性解放,鼓励人们享受人生的喜悦、轻松、自由和幸福。大众文化这一“脱圣还俗”的特质,一方面使人的精神生活面向人的感性世界回归和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个体感性的解放。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邓丽君的流行歌曲,这些充斥世俗性、消费性、享受性的大众文化,唤醒国人走出了“禁欲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牢笼”[6]。但另一方面,随着主宰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世界的解体,人的精神生活不再向超越性方面升华,而是向外在的物欲单向度沉沦,直至跌破感性欲求的世俗价值底线,陷入动物本能式的感情机能刺激与满足的牢笼之中,最终导致精神家园的迷失和精神生活的全面物化。当下,白富美、高富帅、土豪、小鲜肉等词的流行,就是当下中国人沉溺于感性欲求的物化生存方式的映射;浮躁、焦虑、暴戾、腐败等当代国人精神生活的亚健康状况,也正是人们面对喧嚣躁动的物化世界的精神反映和生存体验。 3.审美生活化:快感逻辑的悖论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境遇下,人类审美正经历着审美和日常生活的双向互动: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即日常生活越来越审美化,“美的幽灵”在大众生活的衣、食、住、行、用之中无处不在,从服饰、家居到住宅、洗车,从美容、美发到美甲、美体,每一个细节都洋溢着人们对美的态度、美的品味和美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审美日常生活化”,即审美越来越日常生活化,逐渐摆脱“贵族式的精英趣味”立场,向现实生活回归,同普通群众日常的休闲、娱乐、旅游等活动打成一片。当代这种审美文化景观的形成,“有赖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文化工业的再生产”[7]。在“文化神圣化”、雅俗分赏的传统等级社会,笼罩着神秘高傲光环的审美和艺术,始终为少数人所垄断,这样艺术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在文化工业时代,大众文化通过“机制复制”把古典艺术从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高雅场所拉到大众生活的现实境地,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消费大众艺术,这样高雅文化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沟壑似乎被填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