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觉文化还是听觉文化：也谈视觉文化之后

      当前，“视觉文化之后”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很多学者强调听觉文化，但实际上也有一些学者强调触觉文化。听觉文化的历史与特质，已有不少学者作了专题研究，而对于触觉文化，则鲜有论及。听觉文化和触觉文化代表了未来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选择，背后体现着迥然相异的思想旨趣。认真梳理这两种文化的传统、细致辨析它们之间的差异，做出明智的决断，关乎未来文化的命运，其意义不可小觑。

      一、再思听觉文化作为视觉文化之后

      19世纪以来，随着视觉文化的不断膨胀和越界，西方学界的批判声音也日益高涨，至20世纪末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学者甚至认为，“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韦尔施173)。在这一批判浪潮中，人们并未将矛头仅仅局限于“图像时代”，而是深入到了整个西方文化传统之中，认为自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甚至更早时代所产生的视觉文化转向，导致了西方文化的“衰落”。与此同时，为了使这一批判更具建设性，西方学者还从早期希腊社会、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寻找资源，提出一种听觉文化，作为视觉文化之后的替代性方案，并试图以之来“拯救”西方文化。

      尼采是西方最早用听觉文化来批判视觉文化的先驱，他对古代文化充满赞誉之词，认为古人的文学成就源于“书面语规则和口语规则是一致的”。他们懂得“运用声音的逐渐增强、转调、声调变化和速度的改变”，甚至每一个句号都“包括声音升高两次和声音降低两次”。这种文学脱胎于演说术，属于听觉文化传统，需要通过“高声朗读”才能“欣赏其中的功效”。然而，他发现“德文文体与和谐悦耳的声音和耳朵毫不相干”，德国人“不用耳朵读书，而只是使用眼睛”，因此，与那些最优秀的文学相比，德国的绝大部分文学只不过是“印刷品”，是“聋子”文学，“对于有第三只耳朵的读者来说，阅读用德文写出的书真是一种折磨！”(184—86)。

      继尼采之后，海德格尔在其晚期更是从存在论的高度深入阐述了听觉文化之于视觉文化的批判意义。他认为，“希腊人对存在的看法其实已经完全肤浅化了”(《海德格尔选集》498)，其根源就在于柏拉图把存在解释为idea(理念)，idea是个非常视觉化的词，本义为事物的可见外观。这导致了“希腊哲学的整个衰落”，因为它使得“希腊哲学停留于在场者本身当前”(499)，这就为现代社会中世界成为图像埋下了伏根。海德格尔说道：“在柏拉图那里，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被规定为外观()，这乃是世界必然成为图像这回事情的前提条件”(900)。世界本是我们生存的根基，现在却“被把握为图像了”(899)，成了人们可以操纵、控制、征服的对象。世界失去了作为自身的神圣性，成了供人开发的资源。与此同时，人也成为了主体，因为“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902)。这个主体按照自身的计划，逼迫世界交出他所想要的答案，“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的无限制的暴力”(904)。这样，人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张起来。与之相反，听觉的转瞬即逝却为存在者增添了某种神秘的品质，它要求人们仔细聆听，专心致志，虚心迎接存在者的到来。为了改造传统的视觉存在论，海德格尔提出了“作为本有的存在”(683)，本有(Ereignis)不可通过视觉性的“表象的—论证性的思维”(685)获得，它“赋予我们人以一种泰然任之(Gelassenheit)于虚怀倾听的态度”(《在通向语言的途中》263)。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同样继承了老师的倾听思想，将“倾听的优先性”(《真理与方法》591)作为其所从事的诠释学的基础，并在晚期专门写了一篇《论倾听》的文章，倡导“倾听哲学”。在这篇文章中，伽达默尔细致梳理了视觉文化的传统及现状，以及提出听觉文化的当代意义。他指出：“‘观’具有相对于其他一切感觉的优越性。这便是希腊人著名的视觉性。它所承载的概念性，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整个人文主义文化立下了遗嘱。从希腊出发，经由一切教育事业的拉丁化转向，直至近现代与近现代的民族语言，都继承了这一点。”尽管古希腊人也会谈论倾听，如亚里士多德，但却是“以人们谈论‘观’的意义的方式来谈论”，作为对不可见世界的思考，它补充了可见世界的不可见部分，其目的仍在于使不可见的世界视觉化。因此，他认为，“我们必须坚持首先要反对‘观’(Sehen)的世界史上的优先性”，对倾听的视觉化保持警惕，并一再申明“我的阐述是以这种与‘观’的观点相反的论点为基础的，我试图从中找出视觉与声音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倾听哲学并不仅仅是关于倾听的哲学，而且更是用倾听来重构哲学。伽达默尔认为，只有这种听觉文化才是未来欧洲的希望，“如果我们想从欧洲出发向着一个统一的世界迈进一步的话，我们就必须学会这一点”(1—4)。

      同样，麦克卢汉则从媒介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听觉文化相对于视觉文化的原初性及其在现代的回归。他认为人类在部落时代原本生活在“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364)，后来由于拼音文字的出现，人类便逐渐转入视觉世界。拼音文字作为媒介，不仅是传播信息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拼音文字不同于其他的象形文字、会意文字和圣书文字，它把语义从语音中抽象出来，把语音转换成视觉编码，把“复杂的部落文化转换成简单的视觉形式”，人也最终成为了“视觉人”(367)。这一转变从苏格拉底开始，在古罗马完成，并随着印刷术而臻于极致。拼音文字增强了人类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推进了人类的文明化进程，但同时也导致了人的精神分裂、与集体乃至自身的疏离、感知力的粗糙麻木等一系列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从听觉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转变“既是进步也是灾难”(368)。不过，麦克卢汉认为，20世纪以来，随着电报、电视、电话、广播等新型媒介的出现，视觉独霸的地位被动摇了，“这个世界的电子技术领域正在从视觉取向转变为听觉取向”(182)，“现代物理学不仅放弃了笛卡尔和牛顿的专门化视觉空间，而且重新进入了非文字世界微妙的听觉空间”(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