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7)08-0064-24 一、问题的提出 在备受瞩目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反建制”为旗号引发了美国选举政治的一场“地震”，并因此成功入主白宫。这场选举政治“地震”主要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构成民主党稳固票仓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分裂，从而激起学界关于美国政治是否正在开启新一轮政党重组(partisan realignment)的思考。①传统上，民主党的东北部政治联盟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新英格兰地带(New England)、中大西洋地带(Middle Atlantic)以及大湖区“铁锈地带”(Great Lakes/Rustbelt)，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大湖区“铁锈地带”的几乎所有州在本次大选中都成为共和党的支持者，并由此构成了特朗普最终得以胜出的关键性力量。②究其原因，主要是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的上述区域对美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严重不满，变革呼声日益高涨，并且这种不满和对变革的诉求并非一种短期现象，而是自所谓“新镀金时代”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占领华尔街”等抗议活动为形式有所展现，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政治选举为方式的一种集中且大规模爆发。③ 回顾美国历史，变革一直是其政治发展的主题。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言，“美国人总是喜欢变革而害怕发生革命。”④这句话指明了两点事实：第一，美国人因其自由民主体制而自豪，不希望出现对自身体制的革命性颠覆。第二，美国人不回避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主张通过渐进变革加以解决。可以说，正是源于这两点政治传统，美国才得以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社会动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以及思想上同过往“决裂”等困扰，只是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进行调适与更新，较之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更为稳定。⑤ 然而历史的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尽管有着强大的变革基因，美国却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社会贫富分化以及财政赤字与“滞胀”等交替出现，使其政治发展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左与右、自由与保守以及政党政治的合作与纷争、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形成一种钟摆式循环往复。⑥例如，今天美国社会中所谓“99%的大多数”对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1%的建制派精英的不满所折射出的问题，与一百多年前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人们对于大企业与垄断利益集团的愤怒如出一辙。正因如此，政治学者才将今天美国所处的时代称为“新镀金时代”。在实践中，美国政治演化的这种钟摆式运动轨迹，逐渐削弱了其民主体制赖以生存的土壤——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⑦结果是，以20世纪70年代发端并愈演愈烈的政党政治极化(polarization)为标志，美国的民主体制出现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称的“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⑧ 上述两方面事实给我们带来了三点研究困惑。第一，美国政治中的变革传统源自何处?第二，以变革为主要手段，在从镀金时代到新镀金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推动美国政治周期性演化的关键力量有哪些、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学逻辑?第三，强大的变革基因为什么不仅没有帮助解决美国长期面临的根本性经济、社会挑战，反而使其政治发展逐步陷入意识形态斗争和党派两极对立(hyper partisanship)的困境，进而对其民主体制造成伤害?为了找到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致力于从对作为美国政治思想源流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界定与分析入手，通过历史回顾、学理总结与逻辑反思厘清美国政治的演化线索，并运用这一线索对当前炙手可热的“特朗普现象”进行初步探讨。 二、自由主义与美国政治的变革传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智力副产品，反映了正在崛起的工业中产阶级的期求。⑨结合当时人类社会由前工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的时代大背景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从诞生时起便被赋予了两点基本意涵。第一，它帮助人们逐步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发现了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是人类找回自我的标志。在中世纪，人类将希望寄托于神祇拯救他们脱离恶劣的尘世，然而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发现，却逐渐激发了人类对运用自身潜能改善物质环境的信心。此后，这种信心又由物质层面延伸到了更高一级的思想层面：人们开始认为，如果科学问题能够通过个体理性加以解决，那么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样也可以运用理性来解决。⑩第二，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主要是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他们不像无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者(radicals)那样对社会感到失望，而是致力于通过对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构建理想的社会。因此，自由主义重视法律的概念，希望以合法的程序寻求体制内变革，认为只有渐进主义才是科学主义的体现，也是实现相对深远和进步性变革的保障。(11) 上述两方面基本意涵提供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得以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理论“基底”。首先，对于个人及其理性的强调使之超越了所有其他社会事物，个人主义一理性主义因此成为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12)具体而言，个人主义反映的是一种坚持人类个体具有至高无上价值的信念，反对任何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对个人进行控制，认为个人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和权威。以此为出发点，政治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著作《政府论》中提出，建立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受侵犯。(13)为此，政府的权力应受到严格制约，它只需作为一个被动仲裁者，让人们追求对他们自己最好的利益。(14)理性主义则假设，世界上存在一个理性的结构，它可以通过对人类理智的运用获得揭示。由此，自由主义者确信个人有能力按照自身利益对事物做出明智的判断，并且他们就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定者和维护者。(15)这一理念被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一书中表述得相当明确：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它会自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家不应当干预经济生活。其次，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改良主义则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于看待事物的科学主义精神、对人类理性的乐观态度以及以工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身份，自由主义者对于现实的不满程度显著低于激进主义者，但他们仍然能够充分认识到既有社会中存在的缺陷，因此渴望对体制进行改革，只是拒斥对于体制的颠覆性破坏，主张通过法律方式和合法程序实现渐进性的进步变革。(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