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7)07-0127-09 通过西方人的猎奇心态和现代市场经济角度再现的上海旧日风情，只是一种观光客眼中的上海：上海女人扭动着水蛇腰旗袍岔开到大腿根，周旋在大亨老板之间……像是直接从香烟牌子和旧月份牌上走下来，好像撒满贺年片上的那种夸张的闪闪金粉，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奢华和艳丽。① ——程乃珊：《上海先生》 《长恨歌》自2000年获茅盾文学奖以来，一直热评如潮，很多人将其视为王安忆小说代表作、上海文化的权威读本，但也存在不少异议；从小说原作到英文翻译、从外在叙事形态到内部文化表现……明里暗里的褒贬毁誉始终存在。其实王安忆创作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喜自我重复、始终锐意求新求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或许更好：《长恨歌》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王安忆的创作巅峰，是否上海怀旧文化热之作；而在于它是王安忆不满足于国内声誉，努力向世界小说大师靠拢的一次小说实验。它的成败得失，与新旧上海的文化冲突有关，亦与王安忆长期以来对中西方小说叙事传统的思考探索、勇于实践有关。 一、上海文化与上海叙事 《长恨歌》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有关上海的历史主题或怀旧主题的作品也形成为一种文学写作的时尚”②。王安忆接受访谈时，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尘世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③许多研究者就此把“城市主题”视为《长恨歌》成功的重要原因。④但其中“城市文化”的具体意蕴，却很少有人细细考究。其实，这个问题更为关键。 城市文化是什么？它“是我们前人生活的印记，是精神与物质互动互为的结晶，是我们做人舍取的原则”。⑤上海文化什么特点？它不仅是中西合璧的产物，而且兼容性强，善于吸纳外来异质成分丰富自己，并非一成不变。许纪霖说得好：“当代上海的城市文化，实际上面对着三种不同的历史传统：明清时代江南文化的地域传统，殖民年代的近代文化传统和革命年代的社会主义传统。”⑥当代上海文化是这三大传统调配而成的美味色拉，每个传统都有自己的世俗功利与高雅脱俗，单独强调哪一方面都是偏颇的。《长恨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上海的“世俗功利”，对“高雅脱俗”的表现则主要是弄堂街道、服饰风情与日常生活趣味等细枝末节，力度深度有所不足。张旭东认为王安忆对上海文学再现的基本兴趣，是“想写出上海作为一个市民城市的庄严，它的正直和它本身的一种形式感、理想性甚至是崇高的东西”⑦。但屡屡见她在散文中指摘上海的世俗功利，却极少谈及上海文化的高雅脱俗，小说亦然。《长恨歌》的情节主线似与理想、崇高无关：主人公王琦瑶是上海弄堂的小家碧玉，她天生丽质而聪慧机灵，在上海小姐评选中阴差阳错得了第三名。随后做了权贵外室，精打细算、趋利避害，无论社会时代如何变幻、周围男人假意还是真心，都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优雅风情，晚年却因一盒黄金屈死于小人之手。小说命名源自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原作辞彩华茂的掩映之下，隐含着一个看似深情却薄情的典故；王安忆此作浓墨重彩凸显的，则是王琦瑶看似华美凄婉实则心灵空洞的情事境遇。倘若真如作者所言，王琦瑶真的称得上是上海代言人，那么上海的精神气质或城市文化，恐怕难以媲美于巴黎、纽约、维也纳等世界名城。 其实，上海除了弯弯绕绕的弄堂，还有无数亭子间和花园洋房——这些地方并非只滋生仇恨、钻营、金钱、欲望和罪恶——亭子间曾一视同仁地庇护各色罪徒、浪漫文人与左翼革命家；花园洋房里除了伪善、凶恶的资本家，也不乏真正高雅脱俗的上流人士。这些出身教养悬殊、生存状况迥异的人们，营造了异彩纷呈的文化景观。李劼曾将上海的文化景观概括为三种：花园洋房文化精致高雅、石库门小弄堂文化温情脉脉、新村文化则既顽强又不乏温情……概括未必精当，但上海文化精神之多元繁复可见一斑。时下上海的小布尔乔亚们所怀之“旧”，多是殖民年代精致高雅的花园洋房文化。1999年陈丹燕的传记小说《上海的金枝玉叶》，讲的就是民国时期老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的小姐郭婉莹(戴西)，及其解放后的人生落差困厄苦难中宠辱不惊、数十年风霜历尽依然优雅从容的故事。不过老上海石库门小弄堂里，亦不乏此类真正精通西方文化精髓的知识分子。当时的英文老师，往往说着“比英国人还要文雅的英文”，努力把一个古典欧洲般精美的“英文的世界，尽量完整地交到了学生的心里”。⑧ 上海文化就是这样，在多元繁复中保持着昂扬向上的进取心。上海的普通市民与上流人士，在文化取向上并无二致：既热爱世俗生活，又讲求优雅尊严，看不上自甘堕落之行。“上海人以文明人自居，以有道德自居。”⑨不可把上海女性的时尚前卫混淆于堕落放荡。王琦瑶这副为物质享受出卖身体的做派，连石库门小弄堂的“小家碧玉”都不屑为之。王德威说《长恨歌》“俨然把张爱玲《连环套》似的故事，从民国的舞台搬到人民共和国的舞台”。⑩问题是霓喜辗转于几个男人之间是因为生活所迫、葛薇龙沦为交际花最初源于学费不足的无奈……王琦瑶被设定为“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11)却在青春貌美、家境尚可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去做几乎永无出头之日的外室情妇。这种事情在上海并非没有，但绝不具有普遍意义。普通上海人或许道德意识淡漠些，但在生活道路选择、婚姻风险权衡上极为谨慎，不到穷途末路，极少这般自觉自愿地出卖自己。素以描写老上海风韵气质著称的程乃珊说：“上海虽有冒险家乐园之称，但真正肯冒险的极少是上海人；一般上海人都很现实，讲究实惠但求小康平稳，一般不大肯做‘冲头’。”(12)王琦瑶不乏跳出既往生活轨迹的勇气与冒险气质。此类女孩在上海并不少见，但以外地到上海淘金或寻找机会的学生、打工妹、性工作者居多。卫慧《上海宝贝》中的主人公倪可，就是此类女性冒险家。她把时代情境移至90年代的上海，人物身份改为爱慕虚荣的大学女生，情节便自然可信得多。(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