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7)07-0111-09 新古典主义书写的勃兴 如果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作品与一百年前的第一个十年加以对照，人们会惊诧于中国的文学体裁形式、语言样态和情感表达方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迁。白话文取代典雅的文言文，成为文学语言的主流；昔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成为文学的正宗，而长时间高高在上、格律严谨的旧体诗则沦为边缘性的存在。在文学观念和情感表现方式上，域外涌来的一波波新潮重塑了中国文学，而传统的元素常常被视为僵化落后保守、不合时宜，备受冷落。 然而，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能一夜间被轻易地抹去，它只不过沉潜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一有合适的土壤气候，便又冒出新芽。纵观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古典文化的流风余韵或隐或现，到80年代后呈复兴之势。它们先是在寻根文学的旗号下披上了先锋实验的奇装异服，随后又在对民间文化、传统文人趣味和乡村世风伦理的书写中蔚为大观。①贾平凹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的作品(尤其是非虚构的散文作品)里，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杂然纷呈，正如评论家陈晓明所言，“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情趣格调，得天气山川渺茫之气，却又涓细如丝，从他的兴趣品性中流露而出”。②一度激起轩然大波的《废都》便可视为一部《金瓶梅》的当代仿作，它从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和精神气质上与后者构成了紧密的呼应。 新世纪以降，富有浓郁传统风味的书写愈益受到文学界的追捧。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将传统文化元素作零散、片断的表述，而渴求予以全盘整体性的重构与复现。现居香港的70后作家葛亮近年推出的《朱雀》《北鸢》等长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这一期待，可谓这一潮流中的荦荦大者。虽然这两部作品聚集的对象是战乱频生、动荡不已的20世纪的中国，但葛亮却用一种舒缓沉静、雍容典雅的方式娓娓道来，中国古老文化的诸多意境、神韵与风采仿佛霎时间起死回生，交汇融合成一个新的整体，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精明的书商不失时机地为它们贴上了“新古典主义”的桂冠，还有论者将这一类作品誉为“新古韵小说”。③ 先来看《朱雀》。单就其书名，它便已先声夺人。朱雀是中华远古传说中的神兽，在先人对天地宇宙的想象性版图中，它与青龙、白虎、玄武一同，标示着星宿的方位与四季的流变，内蕴蓬勃不息的生命力。作者择取此一为人膜拜的神兽作为书名，加上人物情节以古都南京为背景，无疑使全书浸润在浓酽的古风雅韵之中。果不其然，全书首章伊始，作者就将背景设置在南京的夫子庙，来自苏格兰的华裔青年许廷迈在风光旖旎的秦淮河畔遇见了罩在神秘光影中的女子程囡。随着叙述的推进，读者慢慢发现许廷迈在全书中只起着引导人的作用，其重心则是叶毓芝、程忆楚、程囡三代母女横跨大半个世纪的传奇性经历。而那只朱雀状的金饰也是命运多蹇，它见证了时光的无情流逝，在一代代人手里传递流转，最后竟又神奇地回到了最初的主人手里，仿佛禀有世间难有的灵性。朱雀、古都、夫子庙这些历史文化意味深长的符码构成了一个错综的网络，赋予了《朱雀》全书苍凉而典雅的光晕。 细读《朱雀》全篇，不难发现，它对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生活的展示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既有的文学书写模式。它既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的《红旗谱》《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等作品那样，以浓烈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审视历史，也不像陈忠实《白鹿原》那样在纷纭的历史表象下着意发掘亘古如斯的传统文脉，与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异军突起，将历史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和超验想象领域”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也有着不同的取向。④以严格的写实标准来衡量，许廷迈、叶毓芝、程忆楚、程囡以及雅可这些人物并不丰满立体，他们可归于福斯特所说的容易辨识的“扁型人物”。⑤因此，与其说作者的才力表现在对人物的精细描画，不如说更擅长于对某种情境、氛围的酿造、渲染与烘托。程囡这个人物刚出场便给人以怪异的感觉，她与昏暗的光线相伴而生，“那个站在浓稠暗影里的女孩子”，“昏暗的光线似乎又吞噬了她另一半的美”，柔弱中见出强悍与执着；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她又是另一副面目，“在阳光底下倒没有了暗沉沉的风韵，脸上有些浅浅的斑”。⑥在此，一种古雅的意境油然而生，它并不以写实为鹄的，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言，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景，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⑦ 类似的事例在文本中俯拾即是，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全书临近结尾之际，金饰朱雀回到了最初的主人、昔日的抗战老兵洛将军手里。正是他当年在珠宝行学徒满师之际，为这枚金饰镶上了一对红玛瑙。时光六十年轮转，这回又是他锉下朱雀上镀的那层铜，随即“一对血红色的眼睛见了天日，放射着璀璨的光”。⑧这堪称点睛之笔，不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而且将一脉华美的诗意灌注到朱雀这一意象之中。它凌空而起，超越了时间的限制，阅尽人间悲欢离合，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憧憬。它不再是单纯的饰品，而是和书中那些人物一起，成为传递古典文化意蕴的媒介。 再来看葛亮新近推出的《北鸢》。它在很多方面沿袭了《朱雀》的风格，但时间跨度大为缩减，笔触聚集于1926至1947年间的民国时代，其间以作者个人家族的背景做衬里，虚构与史实钩沉交织缠绕，以双线交叉结构展示出卢、冯两家众多人物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北鸢》全篇不乏传奇化的情节，但最主要的还是用工笔穷形尽相描摹而出的日常生活情状，生老病死，盛衰枯荣，悲欢离合，都被作者以冷隽练达的笔法，镶嵌在时间自然流转的框架内，用葛亮自己的话来说，旨在精心酿造出“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的凄美意境。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