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7)03-0036-07 上个世纪80年代，格非抛出了《迷舟》《褐色鸟群》等小说，其中对叙事“迷宫”的设置，使他当之无愧地步入先锋派作家的行列。对文体试验的痴迷、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和对炫目文字的追求是格非曾经的兴趣所在，致使他的小说内容多表现“超越生活”而非现实生活。20多年过去了，在继1996年推出《欲望的旗帜》后，经过十年的沉潜，作者于2011年完成了系列长篇“江南三部曲”的写作，他由过去超越生活的创作理念转而对现实生活进行书写，作品蕴含了作者十年的求索，凝结了他多年来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思考和把握。格非以其智慧的眼光和高超、精巧的叙事艺术编织了中国近百年间的人物传奇，作品不仅是对百年来中国世事变迁历史经验的书写，对社会内部精神演化轨迹的追寻，对大时代下个体思考与实践的反思，也是对当下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探求；其后《隐身衣》的出现，是对这一书写经验的延续，同时更是对当下社会如何调节个体精神所做出的努力性尝试。在一系列的写作实验中，尤其从“江南三部曲”到《隐身衣》的创作，“乌托邦”“隐身”成为几部作品中的核心意象，二者不仅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并成为推动情节的原动力，借以激活小说的一切基本要素；除此之外，此二者之间亦或隐或显地互相阐发、彼此辉映，形成了互文阐释的文学现象。 “江南三部曲”在台湾出版前两部时，曾被冠以“乌托邦三部曲”之名，也有读者给它以“桃源”“寻找桃花源”“花家舍”等命名。无论是“乌托邦”还是“桃花源”，都透露出读者对三部曲最直观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人面桃花》中王观澄的世外桃源、陆侃的“桃源梦”，张季元、陆秀米的“大同社会”，《山河入梦》中谭功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蕴含的桃花源元素，以及百年来一再被实践乌托邦梦想的线索性地点“花家舍”……这些以乌托邦为核心的情节在作品中得到了饱满、酣畅淋漓的表现，正如敬文东所言：“考诸‘江南三部曲’的基本语境，没有理由怀疑，它最核心的主题，正是古老的、有着超强传染性的桃源梦……”①从上世纪初的世外桃源到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公社再到当今时代的“销金窟”，花家舍承载了百年间国人的精神梦想，花家舍的变迁也记录了百年间国人时代梦从编织到实践以及最终幻灭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下人们对乌托邦梦想的不同憧憬与设计，感受到历代人对乌托邦之梦执着、痴迷、疯狂的感情。无论乌托邦形式如何变化，乌托邦精神却始终传承，这一精神的精髓就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对于这样一种情感，中国人往往喜欢叫它“桃源梦”，西方人更习惯称之为“乌托邦”情结。虽然地处中西，然而乌托邦与桃花源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二者在表现上亦有诸多的相同之处，之所以有如此契合，正如休谟在《人类理解力和道德根源研究》中所言：“人们普遍承认，在各个民族和时代，人的行为都有极大的一致性，而且人的本性在其本质和作用上始终不变。同样的动机总是产生同样的行为。同样的事件总是起于同样的原因。野心、贪婪、自爱、虚荣、友谊、慷慨、公共精神，这些激情不同程度地混合在一起，遍布于社会，它们自有史以来直到如今都是人类中一直被观察到的所有的行为和事业的根源。”②作为人类精神领域中的高级价值目的，乌托邦昭示了人的本质存在，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乌托邦的概念包含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批判，同时承载着不同时代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构想，它是不同时代精神理想的寄托和折射。由于乌托邦所具有的理想性曾使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倾倒，为实践之，不惜流血牺牲。诚如诺斯洛普·弗莱指出的那样：“一般的乌托邦观念，即使不全是乌托邦作者的观念，至少也是大众想象中的乌托邦，都认为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或完美无瑕的社会，它具有某种逻辑一致的结构，不仅为乌托邦的子民，也为整个人类的生活，应许了充分的自由与幸福。作为一种终极的、确定的社会理想，乌托邦是一种稳定状态的社会，大多数乌托邦都具有防止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保险机制”。③ 梳理格非小说的乌托邦情结，我们会注意到，它有一个由隐晦到明朗的过程，对于乌托邦的表达有一个由外在到内在的过程，即由外在的乌托邦社会性范畴——寄放理想的物质空间向内在精神世界的一种完满情状的转变，这是对乌托邦实践悲剧的批判过程同时也是对乌托邦精神理想性的肯定过程。从《人面桃花》所做出的唤起乌托邦精神的努力，到《春尽江南》对乌托邦的凭吊，无不透露着格非对乌托邦梦想的迷恋，这是他对乌托邦之于人类精神世界意义的肯定与赞颂，是他对精神价值世界的礼拜与凝眸。然而，无论对乌托邦情怀如何缅怀，作者深知乌托邦理想的不可实践性，并用文学阐释了乌托邦付诸实践的悲剧性。 “花家舍”是江南三部曲中，承载乌托邦不可实践性特点的重要意象，它横向地从桃花源变成土匪窝(《人面桃花》)，从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变成压制个人自由的异托邦(《山河入梦》)，纵向历时性地从古代静谧安宁的村庄演变为现代城市边缘的销金窟；乌托邦实践者最终的“不知所终”“死于非命”“变成疯子”等悲惨结局，都触目惊心地诉说着乌托邦实践的悲剧性与灾难性。对此，阿兰·弗龙蒂埃有过这样的判断：“世界上的问题并不是乌托邦所引起的，而是那些把乌托邦同政治行动纲领混淆起来的蠢人们所造成的。”④关于乌托邦的不可实践性，格非的作品中透露出种种原因：人类能力的局限性、行为对外界的依赖性、欲望的不可满足性等等，都会导致乌托邦这种纯精神性理想不可能付诸现实，可见格非对乌托邦实践的高度警惕。作品主人公也从《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对乌托邦实践不遗余力的疯狂追求逐渐变为《春尽江南》中向内在精神的退守，使之成为抵制污浊现实的精神支撑，而不再是力图改变社会秩序的空想。格非深谙乌托邦的本质，基于对乌托邦精神的理性认知，使他对其不可实践性异常警惕，然而，它的理想性却又使之流连忘返。所以作者在一系列书写乌托邦的作品中逐步为人物摒弃乌托邦实践，而保留其理想性，即它不再成为造成实践悲剧的执念，一如王观澄、张季元、陆秀米、谭功达、王元庆……而是成为谭端午、绿珠、冯延鹤内心中用来抵制物欲横流的现实伦理、进而保持个人精神独立与完满的重要思想武器。 乌托邦精神之于人类的重要性正如蒂利希所言，“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⑤由此，我们或者可以了解人类对乌托邦精神流连往返的内在缘由，乌托邦与人类的本质存在息息相关，它体现了人在“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它是对人类存在本质的证明和肯定。“江南三部曲”书写了乌托邦从社会政治理想、行为到向个人精神退归的全过程，从蓬勃到消隐的过程为乌托邦奏起一支凭吊的挽歌，但这看似完满的组歌并没有为格非对乌托邦的探索画上句号，继“江南三部曲”之后的《隐身衣》在精神内涵上，依旧承袭了他对乌托邦精神的某些思索。如果说在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春尽江南》中，乌托邦精神向个体的退归是主人公被动的无奈之举，那么《隐身衣》中对此精神的坚守和创造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有学者认为：“真正的乌托邦精神，其实就是人类内心深处有关自由与诗性的理想，它看起来空洞、虚无，却时时支撑人的灵魂，使人们在与现实的碰撞中获得内心的平衡。它使人们拥有一种激情和希望的诗意召唤，从而在心理层面上摆脱现实的拘囿。”⑥的确，继三部曲之后的《隐身衣》是探索个体精神在现实困境中得以平衡、休憩的又一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