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毕生与古希腊文学结缘，其自述“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所可道者“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①，足见其对古希腊文学的情缘之深。周氏无疑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同古希腊文学关系最为深厚者，这与他一生的志业和信念相关，也与其探求中国新文学发展路径紧密相连；其译介、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动因、思路，是向外求索选择古希腊文学范型，与向内探究传统文化的变革、发展形成深层关系，这恰好联系着他一直致力于我国“文艺复兴”梦想的寻绎与探求。因此，从建构“文艺复兴”梦想视角考察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情缘，应当能深入揭示其独特意义所在。本文拟就以周氏最为赏识也用力最深的“希腊对话”(即《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译介、研究为中心，考察其“文艺复兴”梦想的生成及其建构现代民族文化的基本思路，评估其意义、得失，为我国民族文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五十年心愿”：与古希腊文学横跨一生的情缘 探究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情缘与“文艺复兴”之梦，须梳理其毕生文学活动的重要关注点及其生成缘由。诚如其晚年自谓：完成《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译介，是了却其“五十年来的心愿”，据此可见，他之所以特别钟情于古希腊文学，并非只是一般地对某种外来文学有特殊喜好，恰是因其对古希腊文学有着宗教式虔诚的精神寄托，由此遂有与之横跨一生的情缘。 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情缘，始于早年留学日本期间。他于1906年初甫抵日本，即对“情文并胜”的古希腊神话产生浓厚的学习、研究兴趣，次年即与鲁迅合译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合著的小说《世界欲》(译名易为《红星佚史》)，便是为融“传奇”与“神话”于一体的古希腊故事所吸引。此后随着对古希腊文学认知的深入，意识到研习此种文学对于认识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性，意识到输入“异域文术新宗”必须从翻译、介绍欧洲原初文化入手，遂有其对古希腊文的发愤攻读，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精通古希腊文的作家，也在古希腊文学译介领域崭露头角。在整个留日时期及归国后的七八年间，译介古希腊文学在其文学活动中占了很大比重，初涉文坛的他既有不少古希腊小说、诗歌、拟曲的翻译作品，又发表诸多介绍古希腊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字。由是，称周作人是我国最早的古希腊文学译介、研究者之一，当不过分，而其介绍外国文学的重要切入点与关注点，亦由此初步显露。 周作人将译介、研究古希腊文学推向高潮，是在五四新文学时期。作为我国新文学的重要发难者之一，此时的周作人主张引入“外援”②推动新文学，而意识到“外援”中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之源，于是就勃发了古希腊文学的译介、研究热情。这一时期堪称是周作人古希腊诗文的译介高潮期。其具体表征：一是“重拾旧趣”，发现古今中外文学的精神贯通性，在译介希腊文学方面投入更多心力，译介作品大幅度涌现，尤在集中翻译、介绍著名古希腊作家(如路吉阿诺斯、蔼夫达利阿谛斯等)中用力甚多，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丰厚的原初西方文学资源。二是由译介拓展为希腊文学史著述。“五四”前的1917年，他已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基于对古希腊文学的熟知，他自然将其作为欧洲文学史的重点讲述，稍后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便是凸显古希腊罗马、中古至18世纪文学，对希腊文学的描述尤详，这是以往研究者未曾做过的，由此确立其在古希腊文学研究中的领先地位。此时的研究论著重在希腊文化特质探究，并借传导希腊文化探讨中国国民性的建构，概括出一种“希腊精神”供国人领悟，明显见出对古希腊文学的译介、研究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正是凭借着对古希腊文学的厚爱与熟知，周作人对译介、研究希腊文学的脚步不会停止，尽管此后他在多个文学领域内用力，译介工作或稍现岑寂期，但选定译介、研究希腊文学作为其“主业”之一的意向却始终未曾改变。诚如其1931年在一篇答问中所说的：“1.我志愿的学术：希腊神话学；2.我今年拟着手的翻译：希腊神话”③，可见其致力希腊文学意向的坚定与执着。此后译介工作的进展是：三四十年代拓展了译介、研究视野，由译介一般诗文及于希腊神话、拟曲、民间艺术等，意在宏观把握“希腊精神”；即便在“附逆时期”，思想极度矛盾，但译介希腊文学依然是其摆脱“纷纷扰扰文坛”的一种精神寄托，即使是以戴罪之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期间，仍不忘在狱中翻译希腊神话。这一时段其译介重心在于希腊神话与希腊拟曲，相继发表多部神话译著及其所译《希腊拟曲》全稿，使这两种古希腊文学中的精髓得以在中国广泛流布。新中国成立后，在特定处境和心境下，周作人擅长的文学理论工作暂告中止，但精通“希腊文”倒成为他的衣食之源，由此亦成全了他重续希腊文学的探究之梦，几乎全身心投入对其的译介与研究。新中国成立伊始，其出版的第一本译著便是《希腊的神与英雄》，又两次翻译其厚爱有加的希腊人自己编的神话书《书库》，这些虽是“为公家译书”，亦为其本人所愿译，因为这毕竟践行着其毕生的心愿。 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其与《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结缘。如果说，周作人与古希腊文学有横跨一生的机缘，那么，就一部作品而言结缘最深的当推《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据其自述，完成此书译介，是为实现其“五十年来的心愿”，因为这部书几乎“蛊惑了”他一生，直至晚年仍“想趁炳烛之明，完成这多年的心愿”。④这有其一种执着的念想贯穿始终。据周作人所作《关于路吉阿诺斯》，他是在东京念书时期首次接触到路吉阿诺斯的作品，得知这部作品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尤其是作品所言“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惘之怖”，早已心生感契，遂与其结下不解之缘。由是，他在最早编著的《欧洲文学史》中就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路吉阿诺斯，并对其推崇有加；之后又尽力搜寻路吉阿诺斯的作品，得以品读作品百分之八十的篇章，对其有了更深切的理解，自此萌生译介《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全集的宏愿。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对于路吉阿诺斯的作品，他只能根据英文译本转译获得，而其一贯恪守的翻译宗旨是“存真”以求得西方文化的真实价值，在得不到希腊原典的情况下，只好将译介“对话集”的心愿长期搁置，而遍寻希腊文原著的努力竟长达近30年时光。直至1959年得悉伦敦剑桥出版社有英希对照本出版，获得其翘首以待的希腊原文的标准版本，始得再次聚焦于此书的译介。然而，动手译介时周作人已年逾古稀，他既有一种“深恐岁不我与”的感觉，又体味此书译成“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⑤，于是就有奋力完成此书的动能与心力。历时两年零九个月，《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译介终于在1965年(时年80岁)时全部完稿。当年3月15日日记记载：“对话集全了，凡对话廿篇，共约计四十七万言，大功告成，炳烛之明亦殊可庆幸。”在垂老暮年，完成如此鸿篇巨制，周作人自难掩其愉悦之情；而基于其与古希腊文学的情缘以至于几乎穷其毕生精力以竟译介、研究之功，亦于此得到鲜明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