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可谓五四新文坛上两颗耀眼的明星。鲁迅以《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一系列“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小说奠定了现代小说的基础并展现了新文学的实绩，周作人则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一系列指导新文学建设的理论文章确立了五四启蒙文学的性质与走向；鲁迅以犀利泼辣、嬉笑怒骂的刚劲笔调铸就了现代杂文的典范，成为现代杂文的集大成者，周作人则以舒徐自在、信笔所至的闲适冲淡笔调开现代小品之风，被誉为“小品文的大师”。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坛上“周氏兄弟”双峰并峙，同为开宗立派的文学大家。然而，原来“兄弟怡怡”并肩耕耘和战斗的一奶同胞，最后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坚守启蒙的新文化传统，对旧文化、旧习惯势力坚定地进行批判和攻击。他始终跟随进步的社会潮流，积极参加进步的文学团体和社会团体，直接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社会上的专制反动势力的实际社会运动中，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无愧于“民族魂”的光荣称号。而周作人在五四落潮后就躲进“自己的园地”，津津有味地谈他的草木虫鱼、鬼神古董，日本人侵占华北后更是把民族气节置于脑后，出任汪伪政府授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沦为可耻的汉奸。鲁迅与周作人年龄相差不足四岁，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家庭，童年时均入“三味书屋”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均曾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均以优异的成绩官费留日深造，归国后又先后到北京就职并投身于批判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为什么这两个有着相同的成长学习环境与人生经历、自小手足相依、兄弟怡怡的一奶同胞，1923年7月18日失和之后却形同陌路，做出了决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对此学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考察梳理研究者们对“兄弟失和”及兄弟二人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的解释与看法，大致有下面几种主要的观点。 先看有关“兄弟失和”研究者们的一些主要看法或观点。 鲁迅与周作人由于年龄、经历、学识相近，在一起生活相处的时间较长，所以原本二人的关系要比与三弟周建人密切得多。可以说，在“兄弟失和”之前，周作人自小对大哥言听计从，一直如影随形般地追随着鲁迅，而鲁迅对周作人更是照顾有加。为让周作人完成学业，鲁迅放弃在日本的学习深造提前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给予周作人以经济上的支持。甚至还一直资助周作人的岳父母及妻弟妻妹。为让周作人在学界扬名立足，鲁迅把自己辑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署周作人的名字出版。正是这种忘怀得失的手足相依之情，使周氏兄弟于1919年卖掉绍兴老宅，在北京买下八道湾大院，接来母亲与兄弟三家共同组成一个不分彼此的幸福的大家庭。然而，1923年7月18日，平静的八道湾却陡然风波骤起。当天上午，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人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①鲁迅约周作人想问清缘由，遭到周作人拒绝。此后鲁迅搬出八道湾，先暂租住砖塔胡同，后买下西三条胡同的房子(现在北京的鲁迅故居)居住。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自己的书和器物，遭到周作人夫妇的詈骂殴打。此后兄弟二人再未相见，鲁迅再也没有踏进他亲自购买、设计、修缮的八道湾。这就是“兄弟失和”事件的始末。为什么“兄弟怡怡”的至亲手足会大打出手，形同水火，互不原谅。由于事情过后鲁迅与周作人对此几乎都三缄其口，周作人还特意把自己1923年7月17日写的涉及此事的日记用剪刀剪去了。所以“兄弟失和”多年来成了许多研究者感兴趣然而又难以说清的“谜团”。考察以往研究者对“兄弟失和”原因的探究，大致有以下三种主要的看法或观点。 一、经济造因说。即从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和分析“兄弟失和”的原因。这是一种占据主流的长期流行的观点。这一派的多数人认为鲁迅由于对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进行规劝而使其心存不满，于是在兄弟间拨弄是非，甚至诬陷鲁迅对她有轻浮不敬之举，从而导致周作人的“冲冠一怒”。也有人认为周作人是为独霸八道湾大宅而有意和鲁迅闹翻的。郁达夫早在1938年写的《回忆鲁迅》中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②鲁迅和周作人留学日本时的同乡好友许寿裳也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竞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③周建人和许广平则更是明确地把“兄弟失和”归罪于羽太信子。周建人把羽太信子描述为奢侈霸道的奴隶主。说她“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而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鲁迅待人以诚，却不像周作人那样好奴役，对不合理的事，他要反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可是，要唤醒奴隶的觉醒，必然会触犯奴隶主，连不觉醒的奴隶本人，也会痛恨别人搅乱了他做稳了奴隶的安宁。因此，鲁迅就受到各种意料不到的折磨和打击。”④许广平在《所谓兄弟》中在历数了羽太信子的挥霍霸道与周作人的软弱之后总结说：“周作人老婆完全以一个日本征服者的面目出现，抱着侵略者的态度，凌驾一切，奴役一切。鲁迅何人，对这种恶势力焉能退让？”⑤陈漱渝在《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一文中，归纳以上诸位的回忆和判断提出三点：“一，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不是源于他们双方的直接冲突，而完全是由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挑拨所致。二，羽太信子给鲁迅捏造的罪状——也就是周作人信中所谓‘昨天才知道’的那件事，就是诬蔑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三，鲁迅起初对羽太信子的造谣毫无所知，而周作人却‘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⑥而陈明远则认为：“周氏兄弟反目，周作人逼迫鲁迅及老母、鲁迅发妻搬出北京八道湾四合院大宅，这段恩怨已引发了许多论述。追其根源，有的归诸行为误会、有的归诸妇人谗言、有的归诸个性差异……但我认为，寻根究底还是离不开一个‘钱’字。”⑦认为“当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已是资深教授，月薪280银圆、兼职费220银圆，再加上稿酬、版税，月收入至少500银圆(合2009年人民币4万多元)以上，比当时的鲁迅更有钱，不像早先那样再需要长兄的扶持。一旦觉得从长兄身上难以再任意榨取，周作人终于翻脸不认人了。他所要独吞的，是八道湾的大四合院，在他看来，这才是比‘兄弟怡怡’更值钱的”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