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4-0133-10 中国新文学运动是受外国文学影响而产生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影响来源的角度看，中国新文学受到了来自欧洲文学、日本文学、俄罗斯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影响，这些不同的影响赋予中国新文学以不同的特质。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直接引发了关于新文学革命的论争，这篇文章也被视为中国新文学诞生的标志。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新文学革命是由胡适直接提出来的，胡适成了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奠基者。中国新文学革命为何是由胡适提出而不是由其他人提出？这看起来好像充满了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中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来探讨美国文化、文学对胡适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探寻胡适新文学革命理论中的美国因素。 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来到美国，先在康乃尔大学学习农学，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对美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如同海绵一样吸收着美国文化的丰富营养。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经济政治大国，其文化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文化。在接受了这种先进文化影响之后。胡适因此而具有了世界眼光，能够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思考中国的文学问题。 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与梅光迪、胡先骕等人是好朋友，他们之间通过书信来展开关于文学革命话题的讨论，但他们在文学革命问题上态度观点有所不同。究其原因，除了主体兴趣爱好的差异之外，与他们所接受的美国文化影响也密切相关。当时美国文坛上流行着各种新的思想潮流，虽然他们同在美国，但他们所接受的美国文化影响并不相同。胡适更多地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影响，而梅光迪、胡先骕则更多地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前者的思想趋于激进，而后者的思想则趋于保守。他们在美国的论争后来延续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之间的论争。 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用新(白话)文学来代替旧(文言)文学，这种观点是受到美国文学的影响而提出来的。胡适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主要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或者说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切入来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在1916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就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条件：“(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方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①这是新文学革命理论的胚胎，胡适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那么，胡适的这种观点来自何处？是否受到了美国文学的影响？在此年十二月的日记中，胡适从《纽约时报》抄录了印象派(今译为意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并将之译为汉语：“1.用最普通的词，但必须是最确切的词；不用近乎确切的词，也不用纯粹修饰性的词。2.创造新韵律，并将其作为新的表达方式，不照搬旧韵律，因为那只是旧模式的反映。……3.允许绝对自由地选择诗的主题。4.给出一种印象(因此得名‘印象派’)。……5.创作出确切、明朗、具体的诗歌，而不是模糊和不明朗的东西。6.最后，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浓缩是诗的核心。”胡适在日记的最后注明了一句：“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②这句话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是胡适关于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八事”与印象派诗歌的六条原理在内容上有相通相似之处；二是胡适与印象派诗人只是英雄所见略同，他并没有接受印象派诗人的影响。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如果考察一下胡适所处的文化语境，则会发现实际情况比胡适所言要复杂的多。众所周知，意象派是1909到1917年由休姆、庞德等英美诗人提倡的一个诗歌运动，提出“反常规”的诗歌创作主张，反叛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新浪漫主义诗歌。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期(1910年到1917年)，以胡适对新潮流的敏感和爱好，他对意象派诗歌理论及创作早有所知是正常的，意象派诗歌理论适合了他的文学革命的构想，他接受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受到其理论观点的启发是很正常的。从胡适的“八事”和意象派的六条原则的内容上来看，胡适虽然没有直接照搬意象派的六条原则，但其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切入来思考中国的文学问题无疑是受到了意象派理论的启发。换言之，他是灵活运用意象派诗歌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文学问题，这正是胡适的精明之处。 胡适以开放的眼光来学习当时世界上各种新的文艺思潮，提倡用白话写诗，这种观点行为在当时的留美学生中也属另类，常常受到其他人的非议。梅光迪不赞同胡适的观点，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指出：“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③梅光迪所提到的“新潮主义”包括文学上的未来主义(Futurism)、意象派(Imagism)、自由体诗(Free Verse)；美术上的象征主义(Symbolism)、立体主义(Cubism)和印象派(Impressionism)；宗教上的巴哈主义(Bahaism)、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震教派(Shakerism)、自由思想(Free Thought)、社会革命教会(Church of Social Revolution)和星期天铁罐派(Billy Sunday)。在他看来，“其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可言!”④由此可以看出梅光迪对“新潮流”的反对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学革命的基本态度。 胡适所提倡的文学革命的“八事”中有五项属于形式因素，且正是关于这些形式上的内容的讨论引发了后来的新文学革命。从这一角度来说，胡适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当不为过。他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⑤这种形式主义革命的理论来自何处？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涉猎广泛，阅读了大量西方的文学理论及作品，从中发现了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茨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⑥。通过考察欧洲文学历史与美国文坛现实，他悟出了文学革命的本质，即语言文字和文体的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文坛上的诗人正在大力提倡诗歌革命，惠特曼提倡口语入诗，意象派诗人则提倡自由体诗歌，这无疑都对胡适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其理论观点的重要来源。在关于诗歌文体方面，意象派宣称：“我们不坚执‘自由体’为诗歌写作的唯一方法，我们之所以力倡它，是因为它代表了自由的原则。我们相信诗人的个性在自由体诗中比在传统格律诗中得到了更好的表达。就诗歌而言，一种新的节奏意味着一种新思想。”⑦以“自由体”来反对传统格律诗直接成了胡适提倡新诗革命的理论来源。而“一种新的节奏意味着一种新思想”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形式主义观点，胡适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理解与意象派诗歌理论之间有很大的相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