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4-0104-10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最有争议的著作之一。郭沫若学术写作速度很快，但他却在这部著作上耗费心血、反复修改，从写作到出版用了四年之久。郭沫若习惯在著作中附上前言后记，披露写作动机和经过，但这部著作却没有前言后记，他的心迹隐而不彰。诸如此类原因，《李白与杜甫》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争议。竺可桢等人在日记中记录下了阅读感受，恽逸群等人给郭沫若写信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茅盾、周振甫等人在私人通信中讨论其优缺点，萧涤非等人在课堂上回答学生有关这部著作的各种问题。1978年后，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学界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局面。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这部著作的学术论文已经有两百篇以上，人们对其意见纷呈，但总体上贬多于褒。 有关《李白与杜甫》的评论，竺可桢、茅盾、恽逸群、周振甫等人一面赞誉其“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①，“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②，“书中卷首驳陈寅恪(第六页)以李白为胡人，这是正确，陈是胡说”③；一面也指出该著“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考证阐释上“亦有未能使人信服者”④，“以为咸阳为碎叶之讹，这有疑问”。⑤ 1978年，著名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发表《关于〈李白与杜甫〉》，对该著在学术上的诸多创新没有提及，却详细指出这部著作“曲解杜诗”“误解杜诗”等多种缺憾。随后很多文章均与萧涤非观点相似，王锦厚、李保均等学者虽抱着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充分肯定该著价值，但也不得不承认其“论断过于武断”，存在“若干资料、考证的失误”。⑥ 与此同时，研究者开始进一步追问该著的撰写动机。 最初出现的代表性观点，是认为郭沫若迎合了毛泽东和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氛围。1979年，夏志清问前来美国访问的钱钟书：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钟书答曰：“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⑦这一说法广为流传。大陆有学者认为：郭沫若之所以“憎恶”杜甫，“原来是因为某个领导人谈过他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于是这位学者就只好用对比的手法贬低杜甫而抬高李白”。⑧台湾也有学者认为：“关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写作动机与目的，大都认为郭沫若是揣摩当时中共统治者的心理，迎合毛泽东的好恶，不惜违反自己以往尊重杜甫的言论，作违心之论”，“当大陆政治季候风转向时，郭沫若就换了另一幅面孔与口吻，《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种急剧转变的产物”。⑨直到不久前，还有学者认为这部著作体现了“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平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表面上是反潮流，但“渗透全书的那种带有‘文革’印记的拔高或苛求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在实际上迎合了这股潮流”。⑩并进一步指出，郭沫若迎合的是“尊法反儒”的政治风气：“据说李白已内定为法家诗人，而杜甫是儒家，《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是顺乎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11)，“此后不久便随之而来一场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李白与杜甫》以扬李抑杜为基调，正是迎合这种政治运动的需要的”(12)。这些观点今天已经成为各种贬低郭沫若人格的网络文章的重要证据。 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的这些观点，符合反思“文革”、贬低郭沫若的时代思潮，但跟事实并不相符。首先，郭沫若对杜甫有微词是其一贯的表现，而并非如上述论者所谓的见风使舵、对杜甫“先扬后抑”。其次，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前后确实公开说过喜欢李白，但后来他对李白也有过严厉批评，谈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13)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共同特点。以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了解，他不可能只知道毛泽东肯定李白的一面，而不知道其否定李白的另一面。故他即便迎合毛泽东，也不会如此拙劣。再次，《李白与杜甫》开始写作于1967年，尊法反儒、批林批孔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开始展开的，在波谲云诡的激进年代，处于决策层外的郭沫若不可能在四年之前就能预料到后来的高层思想。即便尊法反儒开始之后，江青、张春桥多次到郭沫若家里逼迫他对此表态，他也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反倒是不断承受毛泽东对他尊儒的批评，还险些被江青授意之下的冯友兰公开点名批判。综上所述，说《李白与杜甫》为了逢迎毛泽东，赶上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的观点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1990年后，开始有学者超越“政治迎合说”(14)，去探测郭沫若通过《李白与杜甫》表达的更为隐秘的心思。最初进行这方面尝试的是刘纳，她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认为《李白与杜甫》并非谨严的学术著作，而是“用文学笔法写成的书”，“在‘人民性’的标准尺度和‘扬李抑杜’的表层评价下面，隐隐然藏着作者不便言明的曲衷和异常微妙复杂的心绪”。这种“隐微”，即郭沫若通过李白的失败总结自己热衷政治的人生；通过对李白“活天冤枉”的描写表达对“文革”期间遭遇冤屈的文人学者的同情；以“对朋友是否讲义气和对权贵是否巴结”为做人准则以对当时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做法提出质疑。(15)刘纳的观点影响很大。有论者认为应该将《李白与杜甫》“当作散文或者是小说片段来读”，“是一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隐喻之作”，郭沫若通过李白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忠君”思想进行了反思。(16)也有论者认为《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一次精神涅槃，是为自己唱的一首哀歌”，著者对“杜甫‘忠君思想’的恶评，其实质是想唤醒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与人格反思，摆脱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体现了郭沫若在“文革”中难得的“孤独与清醒”(17)。还有论文认为这是“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作者借学术研究寄托哀思、表达忏悔；对特定残酷环境不满和无奈；有意无意检讨自身，以及对古人进行月旦所表达复杂感情、传达复杂信息的著作”(18)。著名学者谢保成亦持相似的观点：郭沫若对李白政治失败的哀叹“无异于说此时郭沫若自己”，对杜甫的评价是针对当时荒谬的现实：“一边是‘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人几乎统统被打倒，一边是被‘馋臣’、‘贱臣’们‘人民化’的‘旗手’正干着‘大不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就不难理解郭沫若‘不得不如是’之‘抑’‘被人民化’的‘杜’的‘苦心孤诣’了。”(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