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评价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曾说鲁迅写的文章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附和于《新青年》团体中的哪一个人。正因为有这种独立的思想，鲁迅才能在严复、梁启超、王国维、林语堂等思考“国民性”问题的诸多学者中独树一帜。不论在国外学习，还是回国后的工作、创作等，鲁迅都在积极探索中国人的“国民性”。据许寿裳回忆：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鲁迅经常与其讨论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①。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建设“最理想的人性”，鲁迅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批判，实质上也是着眼于如何建设“最理想的人性”。因此，只有首先从正面对鲁迅“最理想的人性”思想做出说明，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改良国民性的良苦用心。在国民性问题上，人们经常谈论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这固然不错，但这只是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的一个方面，暴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不是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的根本目的，建设“最理想的人性”才是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的终极关怀。在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建设“最理想的人性”是鲁迅改良国民性思想的基点和前提，也是解读鲁迅创作的正面突破口。《朝花夕拾》是鲁迅创作中较为暖色的作品，从《朝花夕拾》看鲁迅“最理想的人性”思想，是走进鲁迅人学世界的一条有效途径。 在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时，鲁迅认为是“诚与爱”。不论从创作方面看还是从现实生活方面看，“诚与爱”都是鲁迅强调的“最理想的人性”的核心。《朝花夕拾》是鲁迅回忆自己过去生活的散文，既有浓浓的苦涩，也有丝丝的甜美，其中的一部分正面形象，融入了鲁迅对“最理想的人性”形象的塑造。 动物的诚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与动物之间是有界限的。有的动物不伤害人，而有的动物则伤害人。所以人们有意与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动物的兽性很难为人所把握。但鲁迅在散文《狗·猫·鼠》中写道：“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②在鲁迅的笔下，这意味着人的个性与禽的个性差异不大，本性上无须做出区分。也意味着禽兽诚实、实在、实事求是，直截了当，不在暗中捣鬼，不去极力掩饰自己的过错。虫蛆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失却自己的本来面目。鸷禽猛兽虽然凶残，恃强凌弱，但不打什么招牌，也不去诱唆弱势者心悦诚服地被吃。鲁迅表面上在写动物，实际是在写人，用动物们表现出的诚实的本性，来说明人应该同样如此。 人物的热诚值得发扬光大。《朝花夕拾》中的阿长、藤野先生、范爱农等，对不管与自己有关的还是无关的事情，都表现出极大的热诚。(一)鲁迅回忆起自己小时候从远房叔祖那里听来的关于《山海经》的故事，离奇的情节引发了自己的兴趣，既无法从叔祖那里得到，也无法从书店买到，但是“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了，可见阿长对这书的关心、对“我”的关心。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阿长便有买此书的计划，但并没有告诉“我”。后来阿长终于帮“我”买到了这书：“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③作为保姆，阿长看好“我”就可以了，这才是分内之事。而买“三哼经”则是分外之事，无须多管，但充满热诚之心的阿长把“我”渴望得到的书记挂在心上，并及时买来。虽然《山海经》不过是连环画之类的儿童读物，但在“我”眼里是那么神秘、充满诱惑力。这足见阿长的热诚。(二)鲁迅作为外国留学生，初到仙台，在吃住方面得到了仙台医专职员的热情帮助，不仅有“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选定了监狱旁边的一个客店作为吃住和学习的场所，而且“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④。而且，在学医过程中，“我”要克服语言方面的障碍。不论在语言方面还是医学方面，给“我”最大帮助的是藤野先生。他“使助手来叫我了”，让“我”把抄写的讲义拿给他看，把“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以及“向我和蔼地说道”等⑤，都表现了极大的热诚。对待教学，老师帮助学生纠正文法错误，是正常的，是天经地义的，但不提供帮助，他人也说不出什么。对待医学，纠正鲁迅笔记本上错位的血管，体现了藤野先生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品质。对待国际友人，尤其是来自于战败国的留学生，藤野先生的无私帮助，表现出了平等、尊重、热诚的态度，实际上这是一种包容、不歧视弱者的心理表现。(三)范爱农遭遇坎坷，但有一颗热诚的心。当辛亥革命来临时，有的人逃到乡下，有的人惊慌失色，而范爱农的“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并且对“我”说：“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⑥很显然，他是向往革命的，希望革命能给这个国家、社会，以及自己带来光明。所以，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对待教育工作，他一心一意，十分认真。文中说：“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⑦一个人做两份工作，这还不能仅仅看到他养家糊口的因素在起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得到了实现。就算是有足够的体力来支撑两份工作，但如果没有热诚的信念作为精神支柱，他也是很难完成、也很难做好这些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