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创辟者，也是开风气者。伴随着鲁迅现代文体实践和鲁迅研究的展开，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关于鲁迅小说文体问题①的争议以及对相关争议本身的论争，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和完整的讨论。非但如此，有过文体争议的那些鲁迅小说反而经历了别具一格的历史轨迹：文体质疑—文体独立—文体阐释—文体经典化。那么，鲁迅小说文体争议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这场围绕相关争议的论争史的考察，究竟对于理解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进程的意义又是什么？ 中国人的文体观，就古代文体而言，一般来说，遵循有大体而无定体一说。就现代文体而论，因现代文学是学习西方之后的产物，现代文体观存在着两种路数：或严格遵循西方对现代文体的界定，或根据中国情形或自身趣味来改造出所谓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五四一代正处于新文学萌蘖期，大多数的创作者兼有深厚的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的文学文化、知识习得、趣味修养。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的角度，这一代的新文学作家大多既无从严格于纵向的套版学习，也不会局限于横向移植，而是采用“在地下载”“改造并控制使用”的办法。原因诚如鲁迅所说的，“第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第二，外国文学的翻译极其有限，连全集或杰作也没有，所谓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实在太贫乏。”② 如此这般，固然也有弊病，譬如“鲁迅中国小说史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借用异域他国的文体概念来梳理、研究中国的文学问题。”③但鲁迅作为探索性的第一代创作者，其彼时的立场是可敬的。他既有探索者勇敢的一面——“但我想，体裁似乎不关重要。(中略)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中略)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④，也有先行者自律警醒的一面，如其论散文时所言，“但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⑤鲁迅借用破绽的辩证视角，表达了自己对于体裁的看法，有探索者的勇敢，有先行者的为难，更有实干家的豁朗。因此，可以说新文学虽不算摸石头过河的产物，说是有大体而无定体、边学边干、先干起来、先行先试的产物，想必也大致不差。但，并非一定就是鲁迅“挑战常识，不以‘文学概论’为写作圭臬”⑥的产物。 新文学初期，文体问题显然并不构成五四一代文学创作者的紧张。将“日记体小说这种‘舶来品’完全民族化”⑦的《狂人日记》，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白话小说。周作人的新诗《小河》，当时就被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⑧，其后又被看作“新诗乃正式成立”⑨的标志。胡适的独幕话剧《终身大事》，被推许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个白话剧……这些今日文学史上动辄所言的诸多文体创作上的第一，并没有多少约定俗成的认定意味，只是后代历史追溯和叙述者们在“大众化与经典化”进程中跟着说、接着说的“套语”⑩，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带引号的定论。 五四时期的文学问题，其时多数落脚于文学的内容，即写什么。至于怎么写的问题，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但已有关于怎么写的讨论。这一问题是由一些作家作品本身提出的。因为有的作家那样写，有的作家这样写，自然产生了差异。即便是同一个作家，也有这一篇如此，下一篇如彼，难免构成了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作实践和作品积累日渐丰富之后，文体的分类和界定方才成为建构“共识”而提出的问题。在五四时期，诸如《呐喊》这类创作还谈不上文体，时人多称其为以“描写”出彩的“新体小说”(11)、“新式语体文字”(12)而已。 五四时期文体问题的发生，不是理论探索走在前面的先锋旗帜，而是创作实践催生出来的问题。当然，五四时期也有文体的理论探索，不过那更多属于西方“文学概论”知识的译介、消化和普及层面的ABC。彼时，ABC一类的书所见甚众，书局尤其喜欢印卖。直到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出版，第一次对短篇小说文体进行了理论界说，然而也不过就是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13)此类文字一望即知。胡适尚且如此评说，时人对于短篇小说的认识想必更为表面。也就是说，时人对新文学的文体认识比较笼统，往往是先有了创作实践上的困惑，然后才有问题阐释的理论资源的寻找。 新文学初期，文学理论自身的探索并不是目的，理论的找寻是为了文学现实的阐释需要服务的。和许许多多现在的作家一样，在那时的作家看来，“文学概论”之流也是不入法眼的。这就是五四时期鲁迅小说文体问题的发生，一个因新文学创作实践的作家差异、作品差异和评论家歧见而引发的问题。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何鲁迅对杂文、散文、论文等文体有认识上的各种变动(14)，但对于小说(短篇小说)的理解却始终自信而明确。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的《呐喊·自序》中，鲁迅处处话中有话，笔锋扫了好几件人事，但仍旧很明确说《呐喊》是“短篇小说结集”。时隔十多年后，写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灯下”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对于自己的小说就更有了明确而系统的论说。从为什么做小说、怎么写小说、小说的功能、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差异、小说的结构、小说的语言、小说的人物、小说的描写、小说的对话……都有谈及。不仅如此，鲁迅对集中一些具体的小说写法，也都还有自己坚持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