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的体制 我们先来谈一点小说体制的常识。《阿Q正传》是作为连载小说首发的，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连载于《晨报》副刊，字数约3万3千字。依照我们当代小说的体制标准，3万字以下叫短篇小说，13万字以上叫长篇小说，3万字到13万字之间的当然是中篇小说。然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当然”却并不当然。——如果我们的手头有一本《阿Q正传》最早的单行本，我们会发现，《阿Q正传》标明的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这个称呼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鲁迅的时代，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尚不存在。 中国的当代文学有一个显性标志，期刊的发展特别地迅猛，数量巨大，这里头就包括大型的双月刊。可以这样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算起，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期刊在数量上能够比得过中国。那么多的月刊、双月刊，靠什么去填满它们呢？中篇小说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中篇小说的发展和壮大，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另一个显性的标志。 文学史告诉我们，鲁迅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人。如果我们往细里说，鲁迅不仅是现代汉语短篇小说的肇始者，也是现代汉语中篇小说的祖师爷。我们的“中篇小说”就是从《阿Q正传》起步的，是《阿Q正传》为我们提供了“中篇小说”的体制模式，或者说，美学范式。毫无疑问，《阿Q正传》拥有文学史的和美学的双重地位。 二 小脚和小腿 我首先来谈谈《阿Q正传》的序。这个序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在它的隐喻性。 要给一个人作传，三大件必须要满足，也就是小说里所说的“某，字某，某地人也”。鲁迅想给阿Q写传，阿Q同样必须满足这三大件。然而，经过鲁迅先生的一番考证，情况很不妙，阿Q这个人物出现了三个反向的特点，无姓，无名，无籍贯。 大家想过没有，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写成一个三无产品呢？ 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落实到小说上，那就是贪大，鲁迅是一个贪大的作家。——事实上，就本质而言，鲁迅并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思想上的革新者。在鲁迅的眼里，小说算个什么东西呢？我再强调一遍，在鲁迅的时代，小说和小说家都没有取得今天的地位，很不入流。鲁迅先生可是放下了身段才“做起小说”来的，他写小说其实就是“下海”。是什么逼着大先生放下身段的呢？是启蒙。大先生是一个渴望着面对整个民族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呆在象牙塔里，就不能太有“身段”，所以，一，他“白话”了；二，他“做起小说”来了。启蒙才是鲁迅的真使命。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我们都知道，1921年的中国充满了焦虑。从1840年算起，这焦虑已经持续了80年了。在80年的时段里，关于中国，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侮辱。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御侮呢？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可以这样说，一部《阿Q正传》，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侮辱”的小说，骨子里也是一部关于“御侮”的小说。附带说一句，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进去，还是关于侮辱的，——昨天我还是大爷的，一觉醒来我怎么就成了孙子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当时的中国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反差里头。关于“爷”和“孙子”，我先放在这里，我在后面说。 极端一点说，一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方法论的历史，——御侮的方法论。换言之，中国该做些什么？中国能做些什么？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和不同的侧重：师夷，体用，洋务，实业，科学，废科举，共和，解放生产力，头绪很多。在解放生产力这个问题上，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了不起的，他们睿智的双眼盯住了一样东西——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他们发现，中国女性的“三寸金莲”一旦变成“解放脚”，女性立马就可以变成生产力，换言之，中国的生产力就可以提升一倍，中国的GDP也许就可以提升一倍。——对中国的命运来说，如何御侮，女性的双脚才是真正的“内需”。 可是，1924年，鲁迅却拉出了一个特殊的女人，她叫祥林嫂。关于祥林嫂，鲁迅在《祝福》里是这么说的：她“整天的做”，“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在这两句话的前面鲁迅还有一句话，叫“手脚都壮大”。祥林嫂“手脚都壮大”这句话很醒目，很有意味。请注意，祥林嫂不是小脚，是大脚。可是，大脚的祥林嫂只有一个结局，冻死骨。这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只要你确认了自己是一个“贱货”，每天都忙着捐门槛，大脚的奴才和小脚的奴才就不可能有任何区别。所以，“小脚”的问题固然重要，“小腿”的问题却更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比康梁前行了一大步。 在私底下，我一直把鲁迅的哲学命名为“小腿的哲学”，——你到底是跪着的还是站着的。鲁迅的一生其实就是为“小腿”的站立而努力的一生。那么，鲁迅又是如何去看待御侮的呢？这就有点得罪人了，鲁迅认为，只要“小腿”是跪着的，“洋奴”和“家奴”也没有区别。这句话狠哪，狠到骨子里去了，他道出了御侮的本质，——先做“人”，先不做奴才，然后，我们才有资格谈御侮。 所以，关于御侮，鲁迅的态度十分明确，他着眼的不是方法论，——不是师夷、体用和洋务，而是世界观：我们要不要做奴才。鲁迅为什么如此在意世界观呢？因为鲁迅有“故乡”，因为鲁迅太熟悉“故乡”的闰土和闰土们了。闰土和闰土们在精神上有一个特点，他们渴望做“奴才”，在奴性文化的驱动下，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奴性的自觉”，这个发现让鲁迅产生了无限的大苍凉。请注意，鲁迅发表《故乡》是1921年的1月，发表《阿Q正传》是1921年的12月，是同一年的一头一尾。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人，我很想说一件事，那就是写作的惯性，这个惯性也就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逻辑性。我常说，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与小说之间有逻辑。这个特有的逻辑就是作家的价值体系，一个作家最宝贵的东西就在这里。总体上说，鲁迅写《故乡》的时候对“奴性的自觉”还保留那么一点情面，但是，他觉得不够，太含蓄，太优雅，他意犹未尽，他想撕破脸皮、酣畅淋漓地来个“大的”。我估计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铆足了劲，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在鲁迅的小说写作史上，《阿Q正传》的篇幅最长、场面最大、人物众多，最关键的是，气足，手稳，那是一个小说家的巅峰状态。面对“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鲁迅鼓足了决绝的勇气，进发了全部的才华，他骁勇无比。不做奴才的鲁迅很“大”，很“彪悍”；他以“大”对大，以“彪悍”对麻木，内心无比地恢宏。对奴才，他“一个也不宽恕”。作为读者，我想说，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的心是覆盖的和碾压的，气吞万里如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