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7)07-0125-07 “先锋”最早作为军事用语，乃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之意。19世纪利·德·圣西门将其应用于文化范畴，并被转运到文学艺术领域后，开始有文化姿态、精神和方法的隐喻内涵。而“先锋诗歌”则指代着那些饱含超前意识和实验色彩的诗歌统称，它“至少具备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三点特征”。①若从这一标准出发去巡视百年新诗，人们将会惊奇地发现，自沈尹默现代味儿十足的《月夜》问世起，中经部分新月派诗歌，和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诗、朦胧诗派、第三代诗歌、个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派诗歌、低诗歌以及跨越近三十年时空的女性主义诗歌，由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构成的中国先锋诗歌，在新诗历史的每一个重要转捩点上，都不乏深度的影响和介入，它虽未在诗坛掀动过洪波巨澜，引发出强烈的轰动效应，却也始终不绝如缕，越到后来生命力越是顽韧，越成为新诗艺术魅力和成就的辐射源。那么，百年中国先锋诗歌的命运是步步坎坷还是一路辉煌，它和现实、读者之间呈现着怎样的结构关系，若要谋求自身的有效突破它尚需克服什么局限或弊端？这一切对每位有责任感的诗人和研究者来说恐怕都是无法回避的拷问。 最近常听人说，“新诗回暖了”，“新诗升温了”，并且言之凿凿，不容置疑。这对被边缘化困境折磨二十余年的新诗来说，自然是件令人感奋的好事。放目当下诗坛，也的确可以捕捉到许多新诗“繁荣”的迹象：写作者几代同堂，众声鼎沸，不辨男女长幼皆可心态自由地恣意抒情，众人每年推出的产品远超《全唐诗》的总量，哪种类型的诗歌均获得了生长的空间和可能；诗人们早已不止于“纸上谈兵”，层出不穷的网刊、民刊、广告和自媒体，让诗歌栖居的园地越发流布纷然，蔚为大观；至于名目百出的诗歌节、研讨会、朗诵会、改稿会、讲习班、讲座，堪称此伏彼起，走势连绵，据不完全统计，仅仅2015年举国上下每天的诗歌活动平均达到三个以上；就是一向寂寞的新诗研究，似乎也凭借新诗百年诞辰的东风，伸开日渐僵化的“触角”，开始活络起来，论题、论坛、论苑多点开花，一些名气显赫的批评家不得不感叹分身无术，日夜兼程地赶场。一句话，从创作到传播再到批评，新诗生态的诸环节都前景看好，“春意盎然”。尤其是历经20世纪90年代运动情结之后的艺术沉潜，新世纪诗歌自觉调整与现实的关系，走“及物”路线，同时努力完善诗歌本体的创造，实现了本质内在的精神提升，更给人造成一种感觉，那就是新诗“复兴”的时代已经莅临。 如果诚像一位批评家所说，“中国当代诗歌，其实也就是当代先锋诗歌”，“占据新时期以来诗坛主流位置的并不是其他流派的诗歌，而是先锋诗歌”；②按照这一逻辑推衍，中国先锋诗歌就理应庆幸，因为从异端的、非主流的“地下”生长状态，上升为覆盖诗坛主体的主流存在，说明它的栖息氛围得到了彻底改观，和W·J·F·詹纳尔公开断言“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根本就没出现过现代主义”③的80年代的文化语境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当下诗歌的发展生态就愈加证明中国先锋诗歌进入了最佳时期。 事实果真如此乐观吗？我以为说新时期诗歌的主流是先锋诗歌道出了先锋诗歌繁荣的正值一面，是有别于一般性认识的真知灼见，只是它并未更多言及先锋诗歌的局限与潜在危机。W·J·F·詹纳尔的论调固然无需辩驳，不足为信；但是中国先锋诗歌一直命运多舛，先天的孱弱与后天的“水土不服”遇合，注定了它从没进入过引领风潮的新诗中心或主流的位置，甚至无法和常动不息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潮分庭抗礼，而由于种种原因沦为被“割裂的缪斯”，④百年孤独，则也是不争的客观存在：20世纪20年代，象征诗派将象征主义引入中国令人耳目一新，可它多停浮于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复制，其“现代”的艺术土壤很快被大革命失败后的现实风潮淹没；30年代现代诗派在中西诗歌的交汇点上创造，标志先锋诗歌进入了清朗的创造阶段，但由于抗战烽火的烧灼旋即衰颓；40年代九叶诗派进入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境地，只因社会动荡和自身规模太小，苦力挣扎的结果是无奈地成为先锋诗歌在现代时段的“回光返照”；50年代台湾现代派诗歌曾经席卷岛内，风光一时，惜乎过度西化，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根基；待朦胧诗出，声势浩荡，成就空前，遗憾的是有些文本错入难以诠释的朦胧晦涩深潭，曲高和寡；第三代诗全方位地释放生命信息，语言意识高度自觉，另一方面反叛和破坏情结也导致了无建树性的恶果；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既保证诗人的风格绚烂，又难找到读者间彼此能够通约的焦点和中心；21世纪众多群落的肉体、艺术与网络的狂欢热闹异常，人气兴旺，唯平庸与无秩序让人失望。也就是说，回暖、升温只是繁荣的表象，诗坛热闹喧腾背后是一种空前的寂寞，中国先锋诗歌迄今尚未真正走出边缘的处境，而且经典焦虑与稀少“老问题”的困扰，圈里之热和圈外之冷的强烈反差，使它在百年后的今天，仍一直没有摆脱掉骨子深处那股内在的悲凉。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则调查数据是颇具说服力的，那就是赵晋华在2001年12月26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中国当代诗人生存和写作现状》一文，其中提到“1995年，某市曾针对18所大学的近万名学生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经常阅读诗歌的仅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6％，偶尔读点诗歌的只有31.7％，从不接触诗歌或者对诗歌根本不感兴趣的超过半数。而在阅读诗歌的人中间，仅有不到40％的人表示对当代诗歌有兴趣”。其中先锋诗歌所占的感兴趣的比重就更小得可怜了，并且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本质性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