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与材料》的书名，显得“谨慎”而“古朴”。作者把自己研究工作的那一部分，仅仅称为“注释”——对历史“材料”的“注释”。而“注释”，在1949年之后的语境中，我们所关联到的想象，大多是以《鲁迅全集》的“注释”为范本的那种对相关的时间、地点、事件等背景材料的说明，而不会关联到古代中国的“注疏”传统。因而，在学术位阶的等级上，比起把历史“材料”内部可能蕴含的意义加以阐发的“诠释”“阐释”来，“注释”似乎位置略低。因此，这种命名本身是谦虚的，作者对自己工作价值的认定，是在材料整理和说明。而同时，这种“注释”的命名，又显得格外谨慎，表明作者愿意在一个克制的、尽量排除个人价值判断的范围内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注释”所表达的是谦虚克制的研究态度，而“材料”，才是呈现历史事实的最有力证明。 我相信，读过《材料与注释》的读者，都会对洪先生《自序》中这段话印象深刻： 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是洪先生追求的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可是我们都记得“新历史主义”的名言，历史是叙述，而且是在材料的编排中就表达了作者的意图的。引用新历史主义，并不是要否定洪先生研究的“客观性”，而仅是想说明，就是在这样极端克制的研究和写作状态下，洪先生的研究还是呈现了他的“主观性”，而这“主观性”，才是我认为其工作最难能可贵之处。 多年以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把洪子诚先生的学术研究概括为“一个人的文学史”。①这个说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以“一个人”与“很多人”的潜在对比，强调其学术研究的独特性与特立独行，特别是其研究方式的“文学性”。在当时(2009)及此前，“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屡屡遭受“没有方法”及“不严谨”的酷评，为此，许多研究者纷纷求援于外来话语资源，以“理论”先声夺人。而洪先生则始终坚持以没有“知识”(理论话语)的“文学的方式”，建构了自己初具规模的研究体系。这一“文学的方式”，其实并非较“知识的方式”为简单易行的；相反，“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知识”尚可以掩盖那本源性的“第一文本”的缺乏，而文学家则“两手空空之后最容易暴露问题意识的贫乏与肤浅”。②也就是说，采用“文学的方式”更容易把研究者暴露在问题意识贫乏与思想平庸的危险中，而我以为，洪子诚先生经受住了考验。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文学史”这一说法，意在强调洪先生文学史研究立场和态度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不仅具有范式上的意义，更具有道德上的价值。一个内向的、从来不宣称自己勇敢的文学史家，“犹犹豫豫”“跌跌撞撞”地保持了自己的“连贯性”，而支持这种连贯性的，是我称之为“良知”的东西。“良知”自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而这“良知”的核心基础是“人道主义”，或者可以说成今天已经被污名化的“小资”情感。 按照贺桂梅的说法，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的中心，“乃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内部的‘十九世纪幽灵’。这指的是由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话语、19世纪欧洲和俄国浪漫主义小说、以康德为核心的德国古典哲学等所构成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表述”。③我在《“一个人的文学史”》这篇文章中指出，洪子诚先生1980年代关于“人学”的知识储备与贺桂梅上述概括有重叠处，亦有偏移点。偏移点在于，他的重心可能在19世纪后半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理论、实践，大略说是深受德国浪漫派影响的别林斯基以及晚出的作家契诃夫等。他自己亦毫不讳言曾经为这些人的文章中所表达的“对不公正社会的憎恶，对一个人道的社会的向往的激情”而激动兴奋，为这些“很有气势，才华横溢的东西”所折服，而且“这种感动，我现在也不特别后悔”。④季亚娅在2012年对洪先生所作的《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访谈中，曾提到我的这篇文章：“如姚丹老师谈到的，您的历史叙述不是工人阶级主体式的表述，而是自由主义式的，小资产阶级式的……”⑤洪先生对此做了谦虚的回应：“姚丹从阶级意识上对我的分析，应该很切合我的实际。……我确实很‘小资产阶级’。”⑥考虑到现在“小资”已经被与毛时代不同的方式“污名化”，我也有必要重申一下此“小资”非彼“小资”。如洪先生自己所言：“那时候的‘小资’和现在的‘小资’意思很不一样。在‘毛时代’，小资意味着斗争性不强，温情主义，立场不坚定，不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清高，空想，感情不健康，莫名其妙的感伤忧郁，审美上的贵族化，但还是有一些革命的要求和热情……”⑦也就是说，这“小资”强调的是对“暴力”的距离与警惕，但并不拒斥具有历史正当性的“革命”，并认可这“革命”希望“让人过上人的生活”的基本理念。 正是这“人道主义”的根基，延续到今天的《材料与注释》中，成为洪先生审视历史人物的基本尺度。在非人的时代，人如何尽量保持自己人之为人的尊严，以及如何在沉默中自省。 将洪先生的研究工作性质定义为“主观的”，并不是为了贬低他的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恰恰相反，在今天“冷漠史学”颇为流行的语境中，洪先生带着个人血气的“主观”研究更显得难能可贵。我如此强调洪子诚研究的“主观性”，是因为《材料与注释》标题的谦虚与谨慎，以及自序中有关“铺排材料”的说明，都容易将读者导向一个“客观性”的预设理解中。而“客观性”并不是这本书最特殊的地方。诚然，“材料”的如实展示是整本书“客观性”的基础，也是其价值的重要体现。但见出洪子诚史家本色的，却是他的以“注释”方式出现的评论。这本书中的“注释”，我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名词解释，一类是事件叙述，第三类则是作者的评论。作者的评论，几类于《史记》每篇文末之“太史公曰”。“太史公曰”包含了司马迁个人强烈的道德判断，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他历史叙述的信任。司马迁让人记忆深刻的评论为数众多，比如关于李广，司马迁显然是极激愤的。洪先生也有这样的愤怒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