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现代作家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取得了丰厚的成绩，作家全集或多卷本文集的出版已经相当之多。①与之相应，书刊信息被编制成目②，重要书刊也得到了反复检索。但与此同时，辑佚工作也始终在持续进行，且各类成果颇多，“全集不全”的现象也得到了较多讨论。对一位作家而言，较多集外文的存在意味着既有形象面临新的调整；而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辑佚成果的较多出现则可能孕育了文献学工作的新动向。本文将以初版《穆旦译文集》《穆旦诗文集》出版以来新发现的穆旦各类诗文为中心，兼及其他作家的同类型文献，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穆旦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重要性现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放到文学史的实际进程来看，穆旦属于曾经被忽略、被压抑的作家，其诗名一度不彰，译名倒是在新中国初期即得到认可，但当时的一般读者并不知晓翻译家“查良铮”与诗人“穆旦”即是同一个人。新时期之后，查译著作陆续新出或重印，而随着《九叶集》(1981)、《穆旦诗选》(1986)等合集与个人作品选的出版，穆旦的诗名也在80年代后期逐渐扩散。但穆旦作为翻译家和诗人形象的全面呈现，已迟至2005-2006年间：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是推出煌煌8大卷《穆旦(查良铮)译文集》(未署编者)，次年又有两卷本《穆旦诗文集》(李方编)，穆旦绝大部分创作和译作均被囊括其中。然而，与已出版的多卷本作家文(全)集境况相似的是，穆旦集外文字仍有不少，包括诗歌、散文、书信、翻译、档案材料、未刊文稿等，计有数十种(类)。2014年，增订版《穆旦诗文集》推出，部分文字被收录，但仍有较多阙如。因相关文字类型不一，所包含的信息量比较大，指涉面比较宽，本文希望藉助讨论，既能更为全面地呈现穆旦形象，也能揭示出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动向，以及所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 地方性或边缘性报刊与作家文献的发掘 由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作家文(全)集往往会有各种遗漏，辑佚可谓一种常态性的工作。新见穆旦不同时段的文字，指涉面不尽相同。先来看看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作品的辑佚成果，计有20种，其中诗6首、文9篇、译作5种，见于香港版、桂林版《大公报》以及《益世报》《清华副刊》《火线下》《益世周报》《今日评论》《教育杂志》《文学报》《中南报》《文聚丛刊》《枫林文艺丛刊》《独立周报》等处。若进一步考虑穆旦不少作品曾多次刊发，学界尚未仔细清理的报刊还有《大刚报》《平明日报》《谷雨文艺》《正报》等。这些文字中，《管家的丈夫》《傻女婿的故事》《这是合理的制度吗？》《在秋天》等诗文③尚未被增订版《穆旦诗文集》收录；译作五种，即《诗的晦涩》④、《一个古典主义的死去》⑤、《对死的密语》⑥、《献歌》⑦、《J·A·普鲁佛洛的情歌》⑧，前三者被《穆旦作品新编》(2011)所收录，但由于《穆旦译文集》尚未增订出版，这些译作暂时尚未汇入穆旦作为翻译家的整体形象之中。 新发现的穆旦诗歌，如作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在秋天》，显示了从北方流落到长沙的学子的感伤以及对于未来的严峻思考(“我们是群无家的孩子，/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但总体而言，对其既有形象构不成多大冲击。相比之下，文章和译作的效果更明显。穆旦较少散文作品，新发现的9篇中，《管家的丈夫》《傻女婿的故事》是讲故事的笔法，印证了穆旦本人的一个说法：“在中学高二、三年级开始写诗及小说”⑨。此前，坊间并未见到穆旦的所谓“小说”。《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是穆旦任联大助教之后的文字，当期《教育杂志》为“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辑，很显然是经过有意策划，共谈及27所高校，文章多用“抗战以来的……”式标题，《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位列头条；之后是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情况介绍；压轴的是王云五先生的《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之演进》。穆旦生前声名微薄，一般所知，留校任助教之后所从事的就是公共基础课教学，此文显示了穆旦对于学校事务的参与，可适当改变那个人微言轻的形象。《独立周报》所载四篇“还乡记”文章，描述的是抗战胜利后穆旦从云南到北平的北归途中之所见，其中虽也有一些“很活泼的印象”，但更多的是各种战争遗景——破烂的街景，街上、酒馆里穿着破旧衣服的、无所归依的、失去了人的体面的日本兵，“荒凉”的文化局势，疯长的物价显然给穆旦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厌弃战争”情绪显得尤为突出，“战争有什么意义”被强烈质疑。这种写作进一步强化了40年代中段以《森林之魅》为代表的一系列“抗战诗歌”所呈现的主体形象。 五种翻译也比较醒目，所译均是20世纪英语文学作品。其中，路易·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麦可·罗勃兹(Michael Roberts)、台·路易士(C.D.Lewis)与奥登(W.H.Auden)同在牛津大学受教育，被称作是“奥登一代”诗人。研究认为，学院讲授的近现代西洋文学对创作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着新文学发生变化，此一现象此前也有，但直到西南联大时期“才变得集中、突出、强烈”⑩。穆旦这种近乎同步翻译的行为，其所领受的教育及其阅读、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联，乃是此一现象的重要内容。 再来看相关报刊。《大公报》《教育杂志》属影响非常大的报刊，各版《大公报》是穆旦作品发表最多的报纸，累计有数十次之多，诗歌作品搜罗在列，遗下译作不录，可能和《穆旦诗文集》体例有关(即未录单篇译文)。《教育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被认为“是我国近代教育期刊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刊物”(11)。《清华副刊》虽是校园刊物，但办刊时间长，且由于清华大学的名望所在，其影响力也比较广远。其余各种则基本上是抗战爆发之后出现的、实存时间较短、影响力有限的地方性报刊。《文聚》《今日评论》《独立周报》与西南联大关系紧密；其中，纯文学刊物《文聚》较早即进入研究视野，但由钱端升等联大教授主办的思想评论类刊物《今日评论》则较少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之中，与《文聚》杂志有前后关系的小型综合类报纸《独立周报》更是少被提及。其他的，由知名文学人士孙陵主持的《文学报》与邱晓崧、魏荒弩等人主持的《枫林文艺丛刊》，也可算是较早受到关注，但刊物信息发掘有限。《火线下》《益世周报》《中南报》均偏于一隅，性质也相近，均以社会、时政内容为多，文学版面小，基本上只有单篇作品。目前学界的关注也是相当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