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

      作为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和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既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港口和经济中心，也是“西学东渐”的入口和近代文化教育之重镇。①民国上海地区高校不仅数量一直居于全国各省市之首，且类型丰富，公私立大学、综合与专业院校并举，学科门类齐全。②1933年，全国有立案大学63所(不含专科)，上海以14所居第一，作为全国文教中心的北平以12所居次席。③1948年，上海专科以上学校有30所，北平仍为12所，首都南京只有9所。④时人谓之“全国大学之分配，独厚于上海”。⑤上海高校学科与课程设置强调趋新和实用，偏重商科、国际贸易、市政、法律、新闻、药科等专业，对高深基础科学和综合人文研究较轻视，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似不如北京，⑥这对民国学生的大学择校亦有影响。

      分析大学生源构成是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的关键之一。1905年，科举停废后，学堂(学校)体系逐渐取代官学书院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生长和社会流动的主渠道。1920年以后，大学生成为民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与诸多职业的领军者，⑦大学逐渐“占据了社会流动的关口”。⑧从官学书院到近代学校的转变是系统而复杂的，不仅教育的内容和人才评判的标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才考核与选拔的组织方式乃至学校的分布等都有重要改变。如清代通过对书院官学化的改造，⑨在实现寄学校之意于书院的同时，分布也颇广泛。“十八行省中，其布政司之所治者，必有数大书院，若府治、若县治，莫不有之，即村镇稍大者，亦往往有焉。”⑩但民国各级学校的地理分布很不均衡，不仅学校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地区，即便是沿海、沿江地区内部，大、中学校也主要聚集于少数大城市，乡村甚至小城市却很匮乏。(11)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转变对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教育机会的区域平等乃至社会流动都有影响，借助一定规模的量化分析，可以对这些转变造成的影响形成较准确的系统性认识与判断。

      民国上海8所大学的学籍卡资料给量化分析提供了可能。学籍卡并非罕见的历史材料，但单张学籍卡并不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唯有系统地建立数据库，进行量化分析，才有可能探寻出传统史料中无法直接获得的史实。(12)自2010年起，笔者将上海市档案馆藏7所民国大学学籍资料和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该校民国学籍资料系统地输入电脑，构建成量化数据库。以1948年上海情况看，8所大学占据了4所国立大学中的2所(上海交通大学和暨南大学，缺同济大学与复旦大学)、4所教会大学中的3所(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法学院，缺震旦大学)、3所私立大学中的1所(大同大学，缺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13))、2所国立独立学院中的1所(上海商学院，缺国立上海医学院)以及17所专科学校中的1所(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这不仅涵盖了国立、教会和私立三类学校，且11所大学中的6所有数据，比重超过一半，学生总数达3.6万多人，应能较好反映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政府建立后上海主要高校的学生来源情况。从量化分析的角度看，与抽样调查数据相比，档案数据更具客观性，即使数据库并未包括民国上海地区所有大学，在代表性方面，仍然优于抽样数据，能够更好地还原史实。

      上海8校大学生学籍卡的数量、连贯性和具体内容差别较大(见表1)。总的来说，学籍卡多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尤其是30年代和40年代。这一方面是由于早期材料散佚较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包括上海在内，民国各地大学数量和学生规模的扩展主要开始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各校学籍卡包括三方面信息：家庭状况(家长职业、家庭地址、成员数量等)、求学履历(入学前教育情况)和个人情况(性别、籍贯、民族和专业等)。家长职业、家庭地址和来源中学等为判断民国上海大学生“从什么家庭来”、“从什么地区来”和“从什么系统来”提供了重要证据，是衡量大学生家庭阶层、地区来源和进学途径的重要指标。本文将围绕这三类数据的统计结果，讨论民国上海大学生社会来源的状况以及教育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社会流动等问题。

      

      一、家长职业的同质化

      学籍卡中家长职业的填写与当时职业调查类似，很多只有“只言片字”，能够判断职业的行业属性，但无法直接断定阶层属性。如民国职业调查中“农”通常既包含地主也包含贫雇农，“工”既包括工厂主也包括工人等。(14)学籍卡中最突出的是大量家长职业为“商”，因缺少具体职务等信息，仅凭一个字，研究者无法确认其是大商人、高级经理人还是最基层的商业劳动者，也就无法判断家长的阶层属性。因此，本文在统计家长职业信息的同时，还将结合民国大学教育成本等相关因素来尝试判断学生家长的阶层状况。

      对照今日职业分类标准，表2统计了上海8校大学生家长的职业构成。其中，商人高居第一位，专业技术人员居第二位。这两种职业群体比重之和，除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外，其他7所大学都超过了一半，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更接近九成；暨南大学相对较低，可能与其招生主要面向华侨以及抗战期间曾迁往福建有关；其他高校基本或主体未离开上海，不管是国立上海交通大学，还是教会圣约翰大学、私立大同大学等，学生家长职业构成均偏向于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这两类职业群体，这与民国上海丰富的职业构成形成了反差。(15)

      

      从动态角度看，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优势是持续的。圣约翰大学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商人家长比例一直最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家长比例之和更高达80%到90%多。大同大学两类职业家长比例之和一直在75%到80%多之间，1947-1949年间，专业技术人员家长群体比例超过了商人。上海交通大学商人家长也一直是最有优势的群体，两种职业身份相加，多数年份在70%左右。不过抗战胜利后的1946和1947两年，两种职业的家长比例一度下降到不足60%，而以“农”为业的学生家长从5%左右增加到16%左右。通过家庭住址分析，这或与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上海，江浙地区学生进入上海高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