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17)05-0086-08 1917年距今整整一百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平凡之处是，没有颁行什么划时代的大政方针，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全国性事件，高等教育总体上看似按部就班、波澜不惊；不平凡之处是，在各个大学里，又实实在在地由于某些人、某些事而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中有一些变化，其意义深刻而持久，至今仍不失其镜鉴之价值。因此，本文选择1917年这个特定的年份，通过梳理这一年中国大学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和事，分析当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及其历史意义。 1917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数量还很少，当时在北洋教育部记录在案的高校大约不超过70所[1]：国立大学1所(北京大学)；省立大学2所(北洋大学、山西大学)；高等师范学校5所(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广东高师)；私立大学3所(中华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4所直辖的专门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其他还有大约50所公、私立的专门学校(如直隶政法专门学校、甘肃政法专门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等)。 另外，当时还有一些虽已开办但却没有在教育部立案的高校，其中既有公立的(如外交部的清华学校、交通部的铁路管理学校、实业部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有私立的(如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大同学院)。除此之外，还有几所身份很另类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中大学、岭南大学等)，其另类之处就在于，当时它们都还没有向中国政府立案，严格来说，它们都不能算是“中国的”大学，只能说是“中国境内的”大学。 总之，1917年中国的高等学校(以下统称“大学”)，数量很少，规模较小，历史也都很短，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就是在这样一个单薄的高校体系中，由于一些人和事，发生了种种的变革，从而使得这一年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显示出比较独特的意义。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看，在1917年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新进到中国的大学之中，正是随着他们的到来，变化才发生了。 毫无疑问，1917年入场的最重要的一位高等教育人物当属蔡元培。1月4日，他正式到北京大学任校长。在这一天之前，不算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的校长在短短四五年内就经历了严复、章士钊(未到任)、马相伯(代理)、何橘时、胡仁源诸公。那时的北大，学生多为京官子弟，教师中也有不少滥竽充数的，还有不少教职是由官员充任的，学校弥漫着浓厚的“衙门”、“茶馆”习气，被指已经“腐败到了极点”[2]。前几任校长虽有心整顿，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均以失败告终。危难之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于是在1916年8月底，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致电时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3]蔡元培于11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多数朋友如马君武等都劝阻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而于自己的名声有碍。也有几位是劝进的，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尤其是孙中山，他力主蔡元培“应当去那个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以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4]蔡元培最终“服从后说”，决定就任，他于12月21日抵京，并于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上任。这一天上午，蔡元培乘车进校，经过校门口，见校役排队毕恭毕敬向他行礼，他当即下车，“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这一破天荒的举动，“打破了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使校役和学生们大为惊讶。”[5]仅此，这一天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就可以记上一笔。 蔡元培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按照“兼容并包、网罗众家”的原则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在其网罗之下，1917年进入北大任教的有陈独秀、秦汾、何炳松、刘师培、顾孟余、刘半农、朱家骅、吴梅、胡适、沈兼士、周作人、李大钊、徐悲鸿等学者名流。这些学者型教师的到来，对北大后来的发展影响至大，尤其是陈独秀和胡适两位，他们进入北大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强烈的革新意义。 陈独秀当时是《新青年》杂志主编，他于1916年12月下旬自沪抵京为杂志筹款。几天前刚到北京的蔡元培闻讯后，径往陈独秀下榻的旅馆拜访，请陈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因为《新青年》的缘故没有接受。蔡元培心有不甘，仿“三顾茅庐”的做法，在12月26日前后，“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6]。蔡元培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还允诺陈可以将《新青年》带到北大继续办，终于打动了陈独秀。据传，蔡元培为了减少麻烦，居然在给教育部的呈请信中把陈独秀的履历“包装”了一番。当时教育部对国立大学教授的学历、资历都有一定之规，而陈独秀多有不符之处。陈游学日本时，只是在东京高师、早稻田大学等校短期学习，没有取得文凭；陈曾参与创办安徽公学，任过安徽高等学校教务长，这些资历似乎也够不上北大的格子。但蔡元培在致教育部的呈请信中却写道：“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7]这显然与事实有出入。蔡元培这样做，也许只能用“求贤若渴”、“用心良苦”来解释了。教育部接到蔡元培的呈请信，不明就里，也可能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准“同意”了。陈独秀就这样于1917年1月中旬进入北大，任文科学长。当时，冯友兰是北大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说，蔡校长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表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就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8] 胡适于1917年9月上旬进北大，这时距离他的26周岁生日还差三个月。一个26岁的“文学青年”，只不过在美国喝了几年洋墨水，何德何能，居然当全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事情还是与《新青年》有关。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留美期间，胡适萌生了“文学革命”的思想，开始给《新青年》投稿，因此与陈独秀有了通信来往，胡适的思想和才情深得陈的赏识。1917年1月，正是胡适准备博士论文最紧张的关头，他却忙里偷闲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他本人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当时，陈独秀刚刚接手文科学长，于是向蔡元培力荐胡适，得到蔡的支持。陈独秀致信胡适说：蔡校长“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并告胡，“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9]胡适当时内心的纠结是可以想象的：一边是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一边是位高名尊的教授职务，鱼与熊掌何取何舍?胡适最终选择了后者，他不等博士学位到手，便于5月启程回国向北大进发了。胡适后来常常引用英国大主教纽曼的诗句来激励北大学生：“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10]胡适新进北大之时，这首诗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理写照，一派“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来了，北大确实有所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