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腾飞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肥胖日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慢性疾病，并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一个“全球肥胖”（Globesity）（Bagchi & Preuss，2007）的时代俨然已经到来。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发布的肥胖症报告显示，全球超过10亿的成年人体重超标，至少3.15亿成年人被临床诊断为肥胖症；到2014年，这两个数字已分别飙升至19亿和6亿，占全球成年人总数的39%和13%①。2016年《柳叶刀》发布的一项全球研究表明，目前全球成年人中肥胖者的人数已超过体重偏轻者，呈现出“严重肥胖疫情”的态势；而中国的肥胖人数超过美国居全球首位（N.C.D.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2016）。肥胖不仅大大增加了人们罹患许多致死性慢性疾病的风险（如各种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Bagchi & Preuss，2007），它还破坏形体美观，阻碍正常的自我认知与人际交往，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诱发神经衰弱、抑郁等精神疾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并危害人体健康（Gynaecol，2000；Beydoun & Wang，2010）。 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目前已基本完成疾病类型的转变②，即慢性病取代传染病成为居民健康的首要威胁，肥胖是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疾病之一。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至2002年的10年间，中国肥胖人口的比例翻了一翻，由7%增至14%（李立明等，2005）；在1985年到1995年之间，北京和上海超重和肥胖儿童的比例激增了2至3倍（Chen，2008）。可以说，中国的肥胖问题已经极为严峻，如不予以重视，势必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肥胖并不单纯是一个生理问题，更是与社会环境与结构因素息息相关。肥胖的发生，绝不是简单的生物随机事件，而是受到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如收入、教育、社会心理等）的影响，进而在分布上呈现出很强的群体规律性。例如，与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相比，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往往更少发生肥胖。形成这种关联的关键，正是由教育所带来的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更有效的获取健康知识的能力、更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更强大的社会心理支持等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机制。虽然，已有相当成熟的医学、营养学的研究表明，不合理的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是诱发肥胖的主要原因。然而，选择何种饮食或生活方式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偏好，而是深受社会结构因素的规制和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由个人的社会位置及文化氛围所决定。事实上，不仅是肥胖症，纵观疾病的历史，“疫情”总是源自社会，疾病历来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因此，对于疾病的探讨，无论是成因、分布、发展及解决，都离不开对其背后社会经济机制的研究。正如林克等（Link et al，1995）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尤其关注疾病背后的“原因的原因”——隐藏在诸多致病风险因素背后的一系列社会条件，它们决定了人们暴露于各类风险因素下的几率及方式，并将最终与疾病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肥胖问题的研究，有必要将其置于更加宏观的社会结构语境下，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于肥胖发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为有效遏制肥胖问题的蔓延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本研究采用2008年中国亚健康调查数据，通过拟合多分类Logit模型，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居民肥胖的发生存在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不同性别和城乡群体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转型关键阶段的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比既有研究结论所认为的要更为复杂。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 1980年以来，大量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SES）与健康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健康的社会经济分层”（the socioecnomic gradient of health）现象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普遍存在——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其平均健康水平往往越好，反之则越差（Marmot et al.，1984；Winkleby et al.，2006；Goldman，2001；Adler & Ostrove，2006）。同样地，肥胖的分布也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过，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 从社会转型的宏观视角出发，“营养转变”（nutrition transition）理论认为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总体营养状况的变化将会依次经历饥饿减少（receding famine）、慢性病高发（nutrition-related non-communicable disease）以及行为改变（behavioral change）三个阶段（Popkin，2004）。具体来说，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环境的改善，一方面，人们倾向于增加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由先前单一的高碳水化合物、低脂肪的饮食逐渐转变为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产业、职业结构的现代化，使得体力劳动的占比大幅下降，自动化的生活方式普及。在这两大因素的作用下，肥胖的发生率上升，整个社会由营养转型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而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并保持稳定后，居民的整体教育程度和健康意识显著提升，开始反思健康行为并做出改变，更加强调均衡饮食和运动的重要性，肥胖问题将得到逐步缓解。目前，发达国家已基本全部进入第三阶段。而在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如中等收入国家）正处于第二阶段或是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如墨西哥、中国等；经济落后的（如非洲和中美洲国家）则仍处于解决贫困与温饱问题的初级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