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劳动力市场也经历了不同社会经济变迁力量的形塑，这对个体地位获得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工作场域，管理者往往处于阶层序列的较高位置，管理地位获得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分层，性别是继个人能力、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之后对地位获得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周玉，2012）。伴随经济社会变迁的是女性管理地位获得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例如，在将职业地位划分为管理和非管理层级之后，通常用来测量职业性别差异的性别隔离系数显示，女性在管理层级的地位获得上遭遇到的性别隔离程度大于在非管理层级，而且这种差距仍在继续扩大（李春玲，2009）。 究其原因，一些研究认为管理地位的获得与资源拥有存在着系统的关联（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2012）。有学者关注到不同性别在资源积累上的差异，并提出女性在权力和资源的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每个阶层中，男性都比女性更能够获取社会资源（顾辉，2012）。吴小英等人的研究，从另一种层面揭示出在强调效率和理性原则的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受到一种无形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即使男女在资源拥有量上不具有差距，但他们的晋升机会依旧具有显著的不同。 近年来，传统的性别角色文化逐渐回潮，“妇女回家”“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呼声逐渐高涨，女性对于自己主体位置的设定，仅从资源拥有的显性条件考虑是不够合理的，还应当考虑基于自然化的性别角色文化对于个体身份认知的影响（吴小英，2009）。“家庭责任-理性选择论”这一视角充分体现了传统性别文化对于女性管理地位获得的制约，认为女性之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中“受损”原因在于其为“社会”贡献，女性面临着“母性角色”和就业者角色的双重冲突，职业生涯发展中的不利状况主要是由于其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许叶萍、石秀印，2009）。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较为关注市场化这一宏观制度环境对于性别间管理地位获得差异的影响，主要从“市场竞争-性别歧视”的解释路径出发，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国家对于女性的保护机制逐渐弱化，完全竞争的市场又没有形成，因此劳动力市场中的传统性别歧视文化依然存在，从而对女性就业者存在价值低估，导致其处于较低的职业层次（李春玲、李实，2008）。也有观点围绕“市场转型-性别平等”来展开，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单位，女性可以凭借人力资本获得与男性趋同的晋升机会（王存同、余姣，2013）。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作为“显性条件”的资源拥有与作为“隐性条件”的性别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出发，探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性别管理地位获得的路径，并揭示上述两种因素在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制度环境中的作用方式。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假设 布劳和邓肯在探讨个体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中使用了“先赋性资源要素”和“后致性资源要素”，本文将体制内外两种不同的制度环境引入地位获得模型，以此修正“先赋-后致”二元研究范式（孙琼如，2014）。先赋性资源要素包括父辈文化资源、权力资源，后致性资源要素包括个体在人力资本水平的投资，本文将这两种资源要素界定为作为“显性条件”的资源拥有，因为它们都强调资源要素对男性和女性获得管理地位具有重要的影响。下面将首先阐述这两个因素，并提出可供实证验证的研究假设。 人力资本和代际资本均可转化为男性和女性实现管理地位获得的推动力，其中人力资本中教育水平对于女性地位获得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其可以使女性接受现代化的观念，避免受到传统文化偏见的影响而自我弱化社会角色（杨旻，2009）；其次在理想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文凭成为雇主判断求职者资质和能力的常用指标，这样教育文凭便与职业地位的高低具有较强的关联性（Spence，1978；李煜，2007）。工作经验对于个体管理地位获得的影响主要在于就职年限的延长促使个体在工作中积累更多的经验和技能，从而有助于其获得晋升。代际继承主要是指在原生家庭中拥有优势资源的父母将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递给子代的过程。众多研究表明，现代社会虽然在某些层面为各个阶层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开放的空间，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基于利己动机的驱使或者政策安排，父代总是倾向于将自己所占有的优势资本转化为子代在干部地位获得中所需要的资源类型（孙明，2011）。李煜通过分析1949-2003年的纵贯性数据，证实了不同历史时期优势阶层的子女在初职地位获得上具有显著优势，这一优势主要表现为两种能力的发挥——“保底”和“跳级”。 目前学界在综合人力资本和代际资本/继承两个因素来探讨对于男性和女性管理地位获得影响的差异时，得出了以下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女性的地位高低更多受到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男性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再生产机制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具有更明显的效力（方长春，2009）；另一种观点认为“重男轻女”文化传统对人们的观念影响较强，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势资源一般是以男性为纵轴进行传递，女性则较少受到代际作用的影响（王昕，2010）。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家庭资源分配，在中国普通家庭中并不鲜见，中国传统观念中存在的诸如“嫁出去的姑娘，如泼出去的水”“养儿防老”等话语，都可反映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相较男性处于依附性地位，从而使得女性的代际资本匮乏，在先赋性资源的积累上处于劣势地位（程诚、王奕轩、边燕杰，2015）。综上所述，资源拥有也会因子代性别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