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一個人與一座城 城市的生命是與人聯系在一起。文化名城自然會與文化名人發生交集。一座城市縱有豐厚的歷史遺迹供人觀賞，它至多只是一座博物館而已。如果這座城市有一群活躍的文化人，那這座城市的活力和生命才會真正大放異彩。 清末民國時期一批又一批名流文人學者的名字與北京聯系在一起。清末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吳汝倫、林紓、羅振玉在北京的競相登臺。民國初年，蔡元培、錢玄同、朱希祖、周氏兄弟等浙江籍、章太炎派學人的北上。五四時期，胡適等一批留美海歸的加盟。1930年代京派作家和以《獨立評論》為核心的自由派學人群體的活躍，都給北京這座文化名城注入新的血液，增強其文化生命力。北京與這些文化人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在研究文人學者與北京城的關係時，以往提供的個案研究主要偏於作家，如曹雪芹、魯迅、老舍等，①對於學者型的文人明顯關注不夠。胡適研究盡管在近二三十年來風氣甚盛，但對於胡適與地域的關係，除了他的老家安徽給予較多的關注，以擁有胡適這樣的文化名人兼尊貴鄉賢為榮外，其它地方(如上海、北京、美國、臺灣)似乎都并不太在意胡適與它們的關係，何况居留京城的文化名人實在太多! 研究胡適在北京的生活史，具有雙重意義：從胡適的個案研究來看，豐富胡適基本面相的認識，胡適不僅是常被人們研究的學者、思想家、教育家，他還是一個與常人一樣實實在在，過着世俗生活的“人”。作為一個與舊文化人不同的新文化人，胡適的生活常態與生活方式有什麼特點?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課題。②從北京文化研究來看，北京是胡適一生居住時間最長的城市，是他事業成長的關鍵地點。胡適是民國時期新文化的靈魂人物，也是北京學人圈內的核心人物，在民國北京舞臺這出大劇中，胡適算是一個要角。現今對胡適在北京的生活與活動，僅有一些隨筆、報道加以介紹，③人們在利用胡適日記、書信等材料時，往往是“着眼其大”，找尋胡適與中國文化、政治相關重要事件的歷史材料。④本文意在“着眼其小”，發掘胡適那些瑣碎的生活細節，以展現他作為一個新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⑤在我看來，胡適在“大事”上可能有意塑造自己的形象，在小事上倒可能展現自己的真情實感，過去人們對這些材料之間的關聯性往往習焉不察。當我們通覽1920、30年代胡適日記、書信後，結合北京的“地方知識”，即會發現其中蘊含有豐富的北京社會史、文化史材料，它真是一座有待開掘的寶藏。 一 胡適在北京生活的時段與背景 從1910年7月3日，胡適為參加赴美庚款留學考試，初次北上來到北京；到1948年12月15日搭上南京國民政府派來接他的飛機，匆匆離開北平南下，從此告別北京，他在北京共度過了十八個春秋。他初到北京恰逢清朝即將垮臺的前夕，而他離開北平時又正是國民黨政權分崩離析的時刻，可以說他在北京經歷的時段正是中華民國的潮起潮落。 胡適在北京的日子可以分為四段：第一段是1910年7月3日至8月初，為參加選拔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費生考試在京迎考。第二段是1917年9月10日到1926年7月17日，胡適被聘任為北京大學教授，中間除了有幾次出京回鄉，或去異地出差、講學、養病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這時他是新文化陣營的主要代表。第三段是1930年11月30日到1937年6月18日，胡適再次回到北大任教，期間擔任文學院院長，成為北大“中興期”的主將。第四段是從1946年7月29日到1948年12月15日，此期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胡適初次進京是為參加留美庚款考試。關於這次趕考過程，胡適本有《北游日記》，可惜不存，現今我們可依據的是他的《四十自述·我怎樣到外國去》和兩封《致母親》信。 胡適在1910年6月30日《致母親》信中交代了自己為何選擇赴美留學的緣由： 兒今年本在華童公學教授國文。后，二兄自京中來函，言此次六月中舉行留學美國之考試，被取錄者在京中肄業館預備半年或一年，即行送至美國留學。兒思此次機會甚好，不可錯過。后又承許多友人極力相勸，甚且有人允為兒擔任養家之責。……且吾家家聲衰微極矣，振興之責惟在兒輩，而現在時勢，科舉既停，上進之隊惟有出洋留學一途。且此次如果被錄取，則一切費用皆由國家出之。聞官費甚寬，每年可節省二三百金，則出洋一事於學問既有益，於家用又可無憂，豈非一舉兩得乎。兒既决此事，遂將華童之事辭去，一面將各種科學温習，以為入京之計。⑥ 7月12日(六月初六)胡適《致母親》信中告其抵京後情形：“兒於廿七日抵京，二哥於二十九日乘火車往奉天矣。兒抵京後始知肄業館尚不能開辦，今年所取各生考取後即送出洋。兒既已來京不能不考，如幸而被取，則八月內便須放洋。”⑦由此信可知，胡適是7月3日(五月廿七)到達北京，而由其6月27日(五月二十一日)日記最末一句“以下入《北游日記》”⑧推斷，胡適應是6月28日動身北上，因其乘坐的是“新銘”輪，需時六天。胡適到達北京後，蒙其二哥好友楊景蘇(志洵)的介紹，住在“新在建築中的女子師範學校(後來的女師大)校舍裏，所以費用極省”。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