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时隔50余年，1959-1961年“大跃进”危机仍然令人刻骨铭心。这场危机有很多显著特征。“三大改造”完成后，与民为善的政府取得了国民经济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且1958年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供给都相对丰富。但大饥荒却始于1958年冬和1959年春的部分地区。①受灾最严重的是农村粮食主产区，而市镇工矿地区基本无恙。②1958-1961年累计非正常人口损失数量巨大。③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农业产出持续下滑，而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取得辉煌成就。④ 目前文献主要集中于对饥荒直接成因的解释。林毅夫认为强制性集体化降低农民生产激励，导致农业减产引发饥荒。⑤而李伟和杨涛认为农业减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向工业部门过度转移了农业资源。⑥他们通过计量方法，发现食物供给量下隆(简称FAD)因素和权利因素都对饥荒造成影响。⑦进一步地，龚启圣和林毅夫发现粮食产量下降、高征购以及政治激进都是饥荒的原因。⑧托马斯·伯恩斯坦则更加关注高征购的形成机制及影响。⑨范子英和石慧将高征购归咎于1958年中央同时下放粮食和企业管理权后，地方工业化加速对粮食的需求。⑩对于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和消费，刘愿认为集体高积累减少了农民口粮。(11)文贯中则一直坚持公共食堂应对饥荒负主要责任。(12) 但是更引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大跃进”危机会同时呈现这些特征?为什么劳动力过度转移、超额征购、集体高积累以及公共食堂浪费等直接原因会同时发生?它们是单纯偶合，还是有着共同的渊源?依据社会发展经验与历史逻辑，在当时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它们同时发生显然并非巧合，必然存在着某些内在联系。但迄今为止，很少文献能够解释这些经济现象背后共同的逻辑机制。由于假定农业产出取决于有效劳动，李伟和杨涛只能解释饥荒对农业产出的削弱作用，而不能说明为什么1958年粮食充足却发生饥荒。(13)由于假定农业投入要素只有劳动，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农业高积累却不能带来农业高产出。范子英和石慧则仅论证了工业化引起高征购使得饥荒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的过程。(14) 本文从历史文件资料抽象制度，构建了一个两部门计划增长模型。通过引入农业“浮夸风”和决策者急功近利两个外生冲击，试图系统地理解“大跃进”前期农业资源过度转移、工农业投资急剧上升和农民超前消费等典型事实的形成机制，以及1958年冬至1959年春饥荒触发的原因。(15)贫困农业国背景下，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采取了与前苏联相似的“超工业化”发展战略——将大量农业剩余价值以非等价的形式转移到工业部门，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同时面临工业化急功近利和农业“浮夸风”两个冲击的条件下，中央决策者过度提高了农业资源转移路径、两个部门的投资路径以及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但事实上农业技术并未如此进步，大量资源转移和过多积累后，农村余粮低于决策者预期。过高的消费路径将农村余粮提前消耗殆尽，从而引发了最初的饥荒。 接下来，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制度环境，并总结“大跃进”前期中国经济呈现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三部分建立一个两部门计划经济增长模型，描述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第四部分在不完全信息背景下，引入永久性的虚假农业技术进步和决策者丧失耐心两个冲击，分析农业“浮夸风”和工业化急功近利心理的影响，并呈现数值模拟结果。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饥荒触发、农业生产率及模型兼容性三个问题。第六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二、发展策略、制度环境与典型事实 新中国起步于贫困农业国。1949年社会总产值557亿元，其中农业产值326亿元，占59％，工业140亿元，占25％，其他行业约占16％。1952年农业人口4.9亿，占社会总人口85.6％，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83.5％。(16)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为保障该战略顺利实施，中国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逐步形成了转移农业资源以支援工业发展的计划经济系统。包括人民公社和国营企业两类微观经营单位，统购统销和人口流动管理两种资源配置制度。政府通过统购统销垄断农产品交易，低价在农村按计划收购，在其他领域(城镇居民、缺粮区和灾区农民消费、轻工业原料、国家储备及出口等)定量销售或配置。通过人口流动及管制制度，政府控制了工、农业两部门间的劳动力和人口配置。通过对国营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下达一系列指令性指标，政府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直接管理。“大跃进”前期，农村公共食堂甚至完全控制了农民日常生活消费。(17) 虽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但其本身并不发达。1953-1957年人均农业产值为89.4元；人均粮食产量仅294.7千克(原粮)，约为1993年的70％。(18)据当时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记载，尽管1949-1958年间没有发生大面积饥荒，但出现过三次全国性的粮食危机。(19)表1呈现了1953-1965年中国粮食供给和分配情况。这种从原本就拮据的农业部门抽取剩余以推进工业发展的策略必须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转移过多农业资源，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甚至引发大面积饥荒。该策略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完全信息、合理计划以及富有弹性的政策。但在当时，这些条件并不完全具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