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农村宗族文化 （美）唐宗力/《安徽大学学报》，2013.3.103～118 本文探讨了城镇化对一般宗族文化和地方宗族文化、宗族观念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城镇化过程中男女关系、婚姻关系、血缘和亲族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从描述性分析和回归模型显示的结果可以看到，一般来说，由教育程度、城镇化( 务工及在城镇居住时间以及职业)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股弱化传统影响的力量。那些拥有城市工作经历并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中青年村民，更倾向于拥抱新的世界。宗族社会的价值观以维护父权和夫权为中心，男性村民因而比女性更为传统。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个人主义上扬，离婚率上升，农民正大踏步从大家庭转向小家庭。 在一般传统宗族文化继续保持强大影响力的同时，我们在调查中观察到，农村的地方宗族子文化，或者说与某个特定宗族相关的文化，比如说，规范宗族成员与其特定宗族组织的关系的族规家法等，已经或正在逐渐消失。依然发挥影响的地方宗族文化，主要是那些适用于该地区所有宗族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传统。现在，一个地区的不同宗族通常共享一个同一的地方宗教，遵循相同的伦理道德及传统习俗。区域的宗族文化正逐渐替代特定的地方宗族文化，反映了文化的趋同性，这既是城镇化的结果，也是观念现代化的长期作用的结果。然而，文化的趋同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方宗族文化中深层次的元素或者说其宗教成分，会对族人的行为产生持久的内在影响。各地祭祖仪式中，无论家祭还是族祭，都具有强烈的地方宗族特色。必须强调的是，传统宗族文化在城镇化、现代化浪潮中所发生的变革，带有深刻的中国特征。尽管父权思想正在中青年以至于老年村民中失去市场，孝的一般准则依然为所有年龄群体尊崇。尽管农民正从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化，与包括远亲在内的族人关系不断疏远，然而，他们与近亲和家人的关系却有所改善。作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组成单位的家，在人们的观念中依然比个人重要。不可否认，西方文化影响力在快速增长，它改变了农民生活的很多方面，然而，如本研究揭示的那样，即使农民摆脱了一些宗族观念，在核心价值观上，他们依然坚守着传统的家园。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曾遭受重创，是人民自己在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重建它们。核心价值和传统根植在老百姓心中，并给他们提供一种宗教似的慰藉和快乐。这些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国宗族社会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价值观和传统依旧充满生命力，通过家庭代代相传而不会随时间轻易改变。我们在调查中强烈感受到，传统价值观以及包括修谱等在内的传统习惯即使在现代条件下也是社会的稳定因素，是政治和文化体制同构的一部分。伴随着经济上的成功，中国人将会越来越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充满自信。 文化治理:一个治理领域抑或一种治理方式? 王彦伟（山东大学）、赵雅萍（山东体育学院）/《文化软实力研究》，2017.3.15～22 20 世纪的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托尼·本尼特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下提出所谓的“文化的治理性”，是指具体文化研究和实践要为文化的多元性与特定人类社群的不同标准负责，文化研究应该通过密切关注政府、政策与惯习等因素，实现文化功用的倍增，以有效地增强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分为两类，一类沿着托尼·本尼特的思路与方法，强调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文化通过哪些方式和途径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现出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和工具属性; 另一类则把文化作为与经济、政治、生态、教育等并重的社会领域，研究哪些文化内容或现象需要治理、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等，体现出文化治理的客体性和内容属性。两类研究相对独立，甚至都基于自身立场对对方观点提出若干质疑。鉴于此，有必要对文化治理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化治理研究的趋势和动向。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文化治理与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相比，既表现出共性，又存在特殊性。一方面，文化作为一个领域需要进行有效的善治和管控，体现出治理的内容属性; 另一方面，文化涵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对各个领域的治理产生影响，体现出治理的工具属性。当前研究大多指向前者，而对后者的研究，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强:一是基于文化本身的多元构成，考量工具属性视角下文化治理的内涵、结构和实现方式; 二是建立文化治理内容属性和工具属性的互系与互惠，形成文化治理系统中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发挥国家治理功能的二元结构; 三是把国家治理的边界扩展到世界范围，发挥文化对外交流属性，实现文化的国家治理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