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当代最重要的焦点话题之一。一般认为,“现代性并不是一种性质单一的现象,而是一幅包含着多元取向的矛盾图景”①。文化现代性是分析现代性的一种独特视角,它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为文化危机,主要关注上帝和一切神圣形象被罢黜后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即世俗化的功利主义引导个体走向虚无主义、使生活的意义丧失、使人类变得无家可归这一问题。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均开出了药方,但无论是启蒙主义的唯科学化道路,还是浪漫主义的唯美化道路,都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了困境。启蒙与现代性能够被拯救并得以延续吗?如何走出现代性的文化困境?这是研究现代性不可规避的问题。2011年,布里尔学术出版社推出了《社会与批判理论系列丛书》第10卷——《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作者马尔库什(Gy
rgy Márkus,1934-2016)是赫赫有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集凝结了他近30年对文化现代性问题的思索。马尔库什梳理了文化概念的语义学发展谱系,分析了两种文化概念内含的悖论,探讨了科学概念的理解模式及其当代形象,提出了“信念”、“专家共同体”、“交流”等一系列概念模式,试图引导人们走出现代性的文化困境。这些理论对我们深入反思现代性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文化概念的语义学溯源 探讨文化现代性离不开现代性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文化现代性将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症候,可谓抓住了本质。国内有学者这样分析现代性与文化的关系:“现代性本身就是文化的,它并不是独立于政治、经济等其他活动领域之外的对立的东西,而是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和人的生存活动所有层面所内在包含的机理性的存在。”②文化就是现代性,现代性就是文化,二者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才能被看成是一种非自然的、由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文化形式;同时,也只有文化才能为现代性提供充足的动力,让现代性生生不息、不断发展。 毫无疑问,“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③。在一篇语义学论文中,马尔库什对文化概念进行了一番谱系学的梳理。从词源学上看,文化源于自然概念,原初的意思是耕作,即对自然生长之物进行管理。马尔库什认为文化概念具有四个维度。一是个人的维度。西塞罗曾将文化界定为对心灵的培养,这便喻示着文化由一种完全物质的过程反转为精神生活的过程,同时也表明文化主要是对个人的教育和栽培,只关涉一种自我教育。17世纪初,培根将关于心灵培养的、研究道德教育原则方法的伦理学称为“心灵耕耘”,正式将“心灵培养”这一古老的暗喻转变为显白的阐述。到了18世纪,文化概念由强调伦理和智力培养的积极过程向心智培养后的结果(状态)转变,文化便与高贵的身份、有教养的阶层联系在一起,以表征一种文雅之士的生活方式。二是社会的维度。此时,文化意指普遍条件下人类或民族在文明社会里的生活存在样式。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一旦生成,便一方面制约文化中的个体,另一方面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批判就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的批判。伊格尔顿赞同这种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他指出:“如果说文化是一种有效的批评,那么它就必须保持其社会维度,而不能简单地回归其早期的个人修养这种意义。”④三是对象化的维度。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意指文化起源于人的类本质的实践活动,文化是实践的历史沉积和对象化。这一维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人的注意力由主体引向客体,并指向人类活动创造出来的对象化结果——文化作品的总和,使文化获得一种超个人的、客观化的意义。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认为,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方式,人之所以能够超出动物,主要不是因为人先天比动物强大,而是因为人可以在后天实现“二次起飞”,不断学习和传递文化。简言之,文化就是“所有从过去继承而来的、在当下的生活中得以利用和修改的成就,是客观上社会传播能力的经验的总和”⑤。四是价值的维度。这一维度着重强调文化概念内含的乌托邦价值要素,文化不仅是描述性概念,也是规范性概念。文化的规范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就个体层面看,它体现为人们日常行为无意识遵从的一系列规范;就社会层面看,它体现为政治、经济等领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图式。 二、两种文化概念及其悖论 马尔库什区分了两种文化概念:“一方面,‘文化’指的是某些社会实践活动及其产生的结果所能渗透到的所有方面:在当代的理解中,它具有意义承载和传递的维度,是所有社会的表意体系[广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另一方面,它指的是一系列限定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像艺术、科学等等——它们在西方现代性的条件下变成自律的,也就是被社会地设定为本身有价值的,并且具有自己原生的—内在的规范和评价标准的活动[狭义—部分的、‘价值标示的’文化概念]。”⑥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出现较晚,是一个经验层面的普遍概念,意指一切人类社会都是文化,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起源于启蒙的批判意识,该意识试图以理性摧毁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建立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文化世界。批判意识所蕴涵的否定力量不仅没有摧毁现代性,反而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动力。“现代性将不会抵制破坏性的否定力量,因为正好相反,它是由这种否定力量维持和不断更新的。没有否定,现代世界将会僵化。”⑦但是,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却存在悖论,主要体现为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矛盾对立:一方面,它指向人类共享的意义(文化价值)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喻示一种将不同社会区分开来的特殊规则。黑格尔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不可分割,脱离了普遍性的特殊性和脱离了特殊性的普遍性均不可想象。无视特殊性和差异,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合理的,就会走向文化相对主义;而忽视普遍性,片面强调差异,则会走向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沦为种族隔离和大清洗政策的工具。马尔库什认为人类学文化概念的悖论(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矛盾)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理论上表现为,一端是以时间抹平一切的进化论,一端是以空间固化差异的文化相对论;在意识形态观念上表现为,一端是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一端是浪漫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最终计划和行动策略上表现为,一端是现代性的均质化倾向,一端是社会—文化分离主义。现代性的文化悖论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它既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又给人类带来了灾难。马尔库什认为,面对充满悖论的现代性,人们不能进行逻辑意义上的选择,只能进行伦理—政治意义上的选择,即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正如赫勒(Agnes Heller)所言:“现时代的居民主要是对现时代负责,或者不如说是对现时代的人与事负责”,“这是唯一一旦做出就将有可能被遵守的承诺”。⑧ 如果说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代表了启蒙否定和批判的一面,那么高雅文化(科学和艺术)则代表了启蒙肯定和建构的一面。马尔库什归纳了高雅文化的四点特征。一是对象化。前文提到,文化概念在18世纪后期经历了重要转变,“从一种暗示个人性情(思维习性)或能力的特定类型,转向标志对象化的特殊活动和/或其全部产物”⑨。在这里,对象化指的是文化必须首先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被创造出来,然后才能在主体间进行传递和交流。二是革新性。这意味着文化不仅是生产性活动,更是创造性活动。高雅文化产品必须具有提升境界的原创性,饱含商业化、世俗化趣味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属于高雅文化的范围。三是非物质化(观念化)。文化产品不仅是人类对象化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且是具有复杂意义的观念的载体,即一种“精神”的化身和意义的复合体。例如,一件音乐艺术作品就既不等同于乐谱,也不等同于对乐谱的演奏(当然离不开二者),其之所以成为艺术,在于乐谱中承载的意义和价值。四是自律性。某事物的价值和意义不需要外在的规范和标准来认定,而是指向一种脱域的社会实践活动,该活动的对象化结果不含任何目的论的设定,其本身就内含某种意义和价值。质言之,自律性意味着:“对相关活动的决定只是由固有的、内在的因素做出的,它们在变化和发展中遵循的不是他者的要求和逻辑,而是自己的。”⑩马尔库什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自律性有所不同。前者倾向于成为某种单一的功能性存在,科学作为现代性占支配地位的想象机制,试图代替宗教行使解释世界的功能;后者是去功能化的,旨在为人类提供一个复魅的、有意义的世界,这正好弥补了科学功能化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