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卡尔·马克思与文化研究 马克思的著作对早期文化研究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最早的著作之一《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指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当今至关重要”。威廉斯倡导并致力于研究“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因为该理论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考虑到兵“变革的延续性”，允许有“偶然性和有限的自主性”，但须以“经济结构的事实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作为指导线索，而文化则交织其中，如此才能理解文化”。17年后，威廉斯宣称他深信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如果这个称谓意味着“要摧毁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话。他写道，把马克思主义扩展到囊括整个文化的范围“是一项运动，我发现我自己就在从事这项运动，而且乐此不疲”。 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赞同一种重视人的经历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他捍卫这种在政治上反对斯大林主义、在理论上站在左翼的立场上反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和右翼反对派——比如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等反对马克思的思想家——的马克思主义。汤普森认为，此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等概念的著述中；其次还表现在他关于人及历史的观点中，这些思想渐渐地形成了他自己的特点”。在汤普森的政治和理论见解中，其政治着眼点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再次将真正具体的男人和女人置于社会主义理论和理想的核心，取代了‘党’、‘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两大阵营’、‘工人阶级先锋队’等高调的抽象概念。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立场，因为它重申了共产主义的革命观点，坚信这种革命的潜能不仅属于全人类或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属于真正具体的男人和女人”。 1990年代，一场辩论在文化研究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展开，这场交锋在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与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争论中达到了高潮。加汉姆总结了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即文化研究“认为其从属地位及其文化实践——这是文化研究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但却拒绝进一步分析这一主张会导致什么后果。这场争论表明，自威廉斯和汤普森出版他们的专著以来，文化研究中某些基本的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严重背离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基于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分析。 在当代学术界回归马克思之前，马克思已销声匿迹。在1990年的“文化研究的今天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上，霍尔(Stuart Hall)的主旨演讲标题据说原为“文化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元素”，但大会议程最终将其改为“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这也是该篇演讲发表时的标题。霍尔描述了其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说，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刻，“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可以完美地相互契合”，因为马克思的研究存在着“重大缺陷”，他“没有讨论……文化、意识形态、语言以及符号体系”。霍尔指出，某种“还原论和经济主义”以及“欧洲中心论”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东西”。因此，他认为，“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首先必须被理解为触及到一个问题”。1990年代和2000年代是马克思在人文社科领域普遍消失的时期。 霍尔建构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同质化并推而广之，这在以前从未有过。然而，他又总是被自己与马克思的碰撞所困扰。在接触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之时，他感到更多地被马克思的著述所吸引。而其他一些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如汤普森和威廉斯等人，则更多地被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当霍尔接受了阿尔都塞的理论观点时，汤普森则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运用其理论和文学技巧对阿尔都塞进行了辛辣的批判，捍卫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反对科拉科夫斯基，后者曾是一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出版过一本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在文化研究的不同流派中，对马克思主义认同并与其结合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霍尔对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与其认识论相反的)相当简明的、非情境化的、还原论式的解读，是对其自身经验和世界观的普遍概括。 莫斯可(Vincent Mosco)指出，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汤普森、威利斯(Paul E.Willis)和霍尔等人“强烈感到有义务紧扣阶级分析”，但后来文化研究“建立政治规划和政治目标的意识”变得不再清晰。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把霍尔式的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描述为“走向马克思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霍尔在1980年代“逐渐背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拉克劳(Ernesto Laclau)研究方法的影响。由此导致的“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离”对于斯巴克斯来说是“一种倒退”。而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仍将是一项“重要的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在与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齐泽克(Slavoj
)之间进行的一场三人对话中，拉克劳认为，把“阶级”转变为“种族、性别、宗教等”一系列相关概念的一个环节，并把阶级特意作为这一链条的最后一个要素，是为了强调它的次要性——拉克劳称之为“解构阶级”，而这些不过是后现代研究方法中一个普通的文字游戏。在我看来，齐泽克正是在此种背景下正确地指出，在认同“斗争多样性不可缺少”的前提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接受了资本主义为“唯一的都市游戏”，并拒绝了“任何试图推翻现存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现实尝试”。斯巴克斯则认为，文化研究中这种拉克劳式的转变赋予了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三位一体”的概念中的每一个要素以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拉克劳自己的说法，他的研究工作就是要有意忽略和淡化阶级的重要性，以便强调其他的权力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