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Lawrence Grossberg)是国际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他于1968年毕业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之后，跟随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接受训练以及参与研究工作。在霍尔教授的推荐下，他回到美国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修读传播学博士，同时跟随詹姆斯·凯里教授(James Carey)进行研究。1976年取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4年，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转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和大众传媒学院任教至今，目前是该学院的Morris Dav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主编学术期刊包括Cultural Studies和Public Culture。学术出版包括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2010)，Caught in the Crossfire：Kids，Politics and America’s Future(2005)，New Key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2005)，Dancing in Spite of Myself：Essays on Popular Culture(1997)等。 采访人：郎静，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访问学者。 一、文化研究是一种行为和工具 郎静(以下简称L)：教授，您好!很高兴在美国再见到您。记得去年您访问南开大学时，我拿着您的著作《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的中译本请您签名留言，您写下了“Welcome to the world of cultural study”。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文化研究是否同文学、历史、哲学一样可以看作是一门学科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定位和理解“文化研究”? 格罗斯伯格教授(以下简称G)：如你所说，在人文领域有很多学科，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但是就文化研究而言，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门学科，至少在美国不是。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所以很难对其进行专门的学科定位，但是它肯定也共享了某些学科的特性，例如为了进行文化研究，研究者需要对文本进行阅读，虽然我认为文本细读是在研究中经常发生的行为，但文化研究并不同文学一样可以被认为是一门学科。我们现在所谈的“文化研究”更多的是成为一种行为。你知道，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出现真的是非常偶然的，因为以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一些具有学术声望的教授想要从事这样一项研究，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开辟出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空间。理查德·霍加特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将其看作一种兴趣爱好。霍加特受雇于伯明翰大学教授现代英国诗歌课程，他是研究英国诗人W.H.Auden的著名学者。他向学校提出进行当代文化研究的计划，希望可以让他建立一个研究中心，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但伯明翰大学并不提供多少资金支持。除此之外，在英国，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大量年轻学者是非常积极的新左翼力量，在他们的参与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这里你提出了文化研究如何出现的问题，还需要知道的是，至少在英语世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在学术圈之外并没有很多空间，英国和美国都是这样。我认为，像斯图亚特·霍尔这样的学者将自己投身到学术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无法在圈外找到可以从事自己兴趣的空间。自我从英国回到美国之后，文化研究在美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门学科。我的研究工作也是在传播学的学科下展开的，并不是因为我对传播学感兴趣，或者将其看作了媒介研究的不同类型，而是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对这些涉及文化社会关系的问题感兴趣，这一现状一直到詹姆斯·凯里那里才有所改观。我所熟知的其他人有从事教育研究的，因为教育也对社会再生产的问题产生兴趣。其实，文化研究的行为诸如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在英语文学中出现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现在这些研究在我看来，是文学，但是却不束缚于学科界限。在很多学校，没有文化研究系，全美十几个传播学系有三四个文化研究的博士课程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但也仅限这些。英国要多一些，澳大利亚也有，意大利也刚有不久。所以，文化研究真的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行为。
L：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自学界的“文化转向”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将文化研究的视角引入自己的研究中，那么，在您看来，文化研究试图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G：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是让世界下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像拉丁美洲、非洲、中国，文化研究的空间非常有限，我知道在中国，也只有王晓明、陶东风和陈光兴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建立了文化研究的专门院系、学术期刊等。我认为，文化研究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公众对“危机时刻”感觉的特别反应。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变是黑格尔口中的“旧的已经死亡，新的还未诞生”的时刻，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转变的当下和未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将其称作“有机危机”(organic crisis)。社会剧变震动，我们没有人能从社会结构性所引起的持续性危机中幸免，而这变成了一个集政治、文化、经济于一体的社会斗争场域，英国就是如此，一战后，英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个急剧转型的状态。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一变化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创造理所当然是在与这样一种历史时刻接触的时候。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谈到了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刻”，一个需要文化研究的时刻，因为如果你放任那些在知识分子看来是简单甚至是愚蠢的思维和想法，那么这种情况将会以什么来告终呢?我们感觉到整个社会在发生剧烈变化，但是我们却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恰恰表明了文化研究时刻的来临。另外，在文化研究中有两个要素必不可少：首先，在社会转变中文化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你从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就可以感受出来，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不会停止。但是，对于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你不能只是将文化看作一个学术术语，而拒绝承认其中的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中往往蕴含着文化问题。其次，需要有认识其中复杂性的能力和思维。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线索，例如一条a、一条b、一条c、一条d等这些相互关联在一起像乱麻一样的文化现象，你必须要接受人类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并不是简单地将各种线索解开，而是要理解这团乱麻是如何缠绕到一起的。所以，危机、文化和复杂性共同促成了文化研究的诞生。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时刻结束了，我想你不会相信那种“我们生活在永久的危机之中”的社会理论，我也不相信。如果人们已经习惯了危机，就好像危机并不存在一样。而且，我认为文化研究需要在“语境”中展开，即便没有葛兰西说的“有机危机”。文化研究不是大众文化的研究，举个例子来说，当我第一次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谈论大众流行音乐，然后我就说如果不谈论大众流行音乐，那么怎么理解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从谈论大众流行音乐开始了。但对我来说，这里重要的不是谈论音乐，而是通过音乐来理解当时的“语境”。所以，我并不想创造一个新的研究客体——大众流行音乐，我想要创造一个新方法或者说是新的窗户来理解“语境”。所以，我认为文化研究一定要建立在“语境”之上。你在思考语境、复杂性的同时也需要思考谦逊，因为语境会改变，而且一直在变，你不得不说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好的原因，因为你所使用的工具会变得更好。我想文化研究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无论当时是多么理所当然的想法，但都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你所知道的工具、理论、信息会帮助你得到有用的答案，但是谦逊在知识分子中间却不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