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 Ⅰ.哲学思维是一种历史性思维。 如果说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原则是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活动中的普遍规律的话，那末在哲学思维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因为哲学是一种反思性认识，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性认识。所以，哲学不是关于绝对真理的知识，而是探求真理的方法。 1949年以来，我们的哲学理论所以上不去，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不少人名曰在从事哲学研究，却对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常识不甚了了。例如以往我们常说，唯心和唯物古已有之。这就是不深入了解哲学史常识而产生的混乱。其实在古代，还没有近代人所理解的、与精神相分离甚至对立的物质概念。大家都知道，在原子论者看来，精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既然连这样的物质概念都没有，又何来物质第一性的原理呢？ 学习物理学的人，可以不必熟悉物理学史，照样学习现代物理学。学习哲学的人却不行。所以，各大学物理系的必修课中没有物理学史，哲学系的必修课中，却不可能没有哲学史；只是在各校课程设置中名称不同罢了。它可以是通史，也可以是断代史、专题史或原著课。今天的物理学界不会再去争论物理学研究什么？而今天的哲学界仍然在争论哲学研究什么？明天肯定还将争论。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的哲学，老在反复争论自己研究什么？岂非一直在原地踏步吗？又何来进步之可言呢？哲学和其他科学的一个明显的差别即在这里。在别的学科中，解决了的问题便永远是过去式了。在哲学中差不多没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过去式，它们永远是现在式。即使过去一度解决了的问题，在认识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上，又将重新来认识、重新来解决。 所以，我曾经极而言之地说过，一个没有认真读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原著的人，又自称在研究哲学，那是自欺欺人之谈。 Ⅱ.不仅要了解西方哲学史，更应了解中国哲学史。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哲学界似乎分成了三大块，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仅它们研究的问题各不相同，而且用的语言也不同。几乎成了不能相互交流的几个“行为”。所以有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会、中国哲学会和西方哲学会，却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哲学会。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种局面不打破，中国哲学便不会有希望。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50年代以来，在不同的范围内，一直存在一种不成文的错误看法，似乎只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才算是研究哲学的。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只是列入“另册”的人员，不算哲学队伍中的正式成员。所以，解放前的著名哲学家，1949年以后，都只能当哲学史家了。 形成于闭关锁国年代的这种错误，正在遭到实践的批判。不少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哲学遭到了冷遇。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据出版社的反映，中外哲学名著仍属于畅销书之列。显然，所谓冷遇恰恰是对夜郎自大的哲学态度的批判。哲学却仍然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外文化和哲学广泛交流的时代。特别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不少人提出，以往那种不同文化圈并存的状况再也难以维持了。更有人提出，将来可能会出现全球文化大一统的局面。这里我们不来分析这种可能性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要想在理论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一定要抛弃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迷梦，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华夏文明，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一。这份极其珍贵的宝藏，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认识。特别是哲学方面更是如此。因为建国以来，在哲学的基本理论上，我们遵循的一直是西方的思路。怎么和我们自己的传统结合起来，寻找独立发展的道路，大体上还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而我国的哲学理论，要走到世界的前列去，必须结合自己的传统，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打破封建行会式的封闭圈，造就新一代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是时代的要求。 Ⅲ.要敢于正视自己的无知。 现在哲学界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了。但也还有少数人没有认识到，而且其中有的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反而认为自己是没有被污染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 凡是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可能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30年代的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论。不深入了解这一历史过程，自称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了，那是自欺欺人之谈。自欺还只是无知，欺人便是有罪。 例如，我们天天在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了。但是有些人却对这种常识不甚了了，“理直气壮”地把它等同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历史的事实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在批判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康德把这一对立改造成物自体和纯形式的对立时，不仅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某种突破，也是对先验论的一种批判。即他认识到了不能有先于认识活动的物质和精神的对立。所以，康德的物自体和纯形式乃是一种纯逻辑的设定，它们两者都是在认识活动的过程中才获得了经验实在性的。不过，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设定有两个缺点：一是仍然保留了先于认识的、相互不能转化的两极对立；二是纯逻辑设定本身便已是一种认识活动，而不是前认识的。所以，他把物自体和纯形式的对立，改造成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即纯思维和纯存在的对立，或者叫作为思维的思维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对立。如果对这一对立作静态的逻辑分析，那末纯存在即纯思维，纯思维即纯存在。如果对这一对立作动态的历史分析，那末纯思维和纯存在又是不一致的；在这里，思维是能动的，它要克服存在的异己性，反之，存在是被动的，但它却又能以自己的经验实在性去征服思维的空虚性。这就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人成为人的过程。当然，黑格尔所说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辩证的矛盾运动，还停留在纯思辨的领域。因此，遭到费尔巴哈的批判。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认为要抛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说要把它建立在人的基础上。不过，他看到了感性的人，没有看到人的感性的活动，所以他没有完成对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唯物主义的改造工作。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很快就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这就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过程中，来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特有关系，这一关系的确切的理论概括便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理论思维既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可能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来。以往的几十年中，由于经常重复虚无主义的错误，曾遭到了历史的极其严厉的惩罚。这种教训千万不可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