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标榜“全盘西化”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于“国故”，他提倡科学地梳理；对于传统文化的糟粕，他毫不留情地弃之而后快；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他认为只有经过“西化”的洗礼后才能实现“复活”或“复兴”。用文化“函化”理论看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更能认清其偏激言辞的背后对传统文化的依恋。 胡适一生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学者地位，即他以学者的身份引进西方文化，改造甚至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借以实践他理想中的新文化思想。在30年代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胡适亳不妥协地称自己是“西化派”。但站在西化派阵营中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一笔抹煞，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认识。 （一）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挑战。如何应付这种挑战基本上有两种策略方案，一是排斥，一是学习引进。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后一种，从师夷长技、开办洋务到维新改制、共和革命，五四时期更要求伦理革命，学习和引进的内容与形式不断深化，这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的主流主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化派基本上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大多归属于西化派，他们以彻底的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以不调和的态度明确主张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领袖角色的胡适，在这场文化论战中必然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其实，我们读一读胡适早在1914年发表的《非留学篇》，就可以看出这位留美学生极其鲜明的思想见解：“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人将以飞行机无烟炮袭我，我乃以弓箭鸟铳当之。人方探赜研几，役使雷电，供人牛马，我乃以布帆之舟，单轮之车当之。人方倡世界平等，人类均产之说，我乃以天王圣明君主万能之说当之。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之理，我乃以躬让不争之说当之。人方穷思殚虑，欲与他星球交通，我乃持天圆地方之说，以为吾国居天下之中，四境之上皆蛮夷戎狄也。——此新旧二文明之相隔，乃为汪洋大海，渺不可渡。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而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胡适对自己这个“篙师”、“舵工”在过渡时期建设“新旧泯合之新文明”的巨大责任的清醒认识和自觉服膺。在他看来，中国古老文化一旦经受了西方文化的滋润和洗礼，必然会焕发生机而“发扬张大”。 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不适时”而“宝贵”的心态，所以在五四对传统文化震聋发聩的批判中，胡适虽然表不“不赞成孔教”，但更热衷于“白话文运动”，并深入思考“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他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1]。他的结论是：“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2]胡适这里的结论显然排斥了以西方文化“取代”或“替换”传统文化的方式。其实，胡适的这一思想早就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没有像其他留学生那样选择时髦的西方哲学，特别是没有选择他所崇拜的实用主义哲学作博士论文题目，却在大搞《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当然，这并不能说他不服膺实用主义，西方的思想、科学和方法都备受胡适的青睐，但作为一个对民族文化有着特殊感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竭力从中国古代的学说中搜寻与西方同宗的一鳞半爪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他说：“我渴望我国人民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陌生的。”经过研究考证，胡适惊喜地发现，在古代中国非儒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3]。这里的“移植”是引进而决不是“替代”。他诚恳地指出，如果“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接受新文化，必然要“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对全人类来说确是“一大损失”，是非常可惜的[4]。 在这种“移植”西方文化的心态下，胡适加入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但正值“五四”新潮人物大谈“民主”和“科学”之际，胡适却一头钻进“旧”书堆里去，大搞其“国故”来，并总结说：新思潮的唯一意义是“再造文明”，其基本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他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主张“整理国故”[5]。表面上看，“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与“国粹主义”在口号上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有质的区别。“国粹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站在“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排斥西学的传播，执意护卫传统。而胡适一再声称“整理国故”是为了“捉妖”、“打鬼”，因为“‘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6]。这种态度无疑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但胡适又一再强调，“国故”包含“国渣”，但也有“国粹”存于其间，我们不了解“国渣”，又如何懂得“国粹”[7]？以上两个方面便是他整理国故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凯歌高奏之时，他却“马首”一掉，跑到故纸篓里去掏宝，这不能不说是缓不济急、不合时宜之举。尤其是他那“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明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8]的口号，以及他开给青少年的包括185种之多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虽然有其学理和事实上的合理性，但这无疑让传统文化占据了青少年的部分思维空间，甚至是把他们从奔向新文明的道路拉回到“故纸堆”中去。鲁迅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拿“整理国故”的口号要求青年，“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