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的人文精神讨论，向人们提出了涉及意识形态敏感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与经济政治的转型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问题，知识分子的良心与终极关怀问题等等。它牵及了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吸引了部分自然科学家。其范围和意义进一步扩大。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了我国政治、文化的宽松、自由的民主气氛，令人鼓舞。但是，也的确十分混乱。这不仅表现在重建的呼声既沙哑又嘈杂方面，还表现在那失落的感叹似乎与改革的步伐不十分合拍方面，就连争论的内容似乎都很难统一。因此，对之进行冷静、理智的梳理，从中引出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健康发展有益的东西，十分必要。 本文试图通过知识分子心态、农民的解放、商品经济与中产阶层崛起等几个现实问题的背景剖析，来认识这场讨论。 一 对知识分子，总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一方面，是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士，中国的脊梁，民族的精英。是通过科举等等途径直接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居庙堂之上的“达”士，庙堂之侧或者帘幕后边的师爷，山野中那些仙风道骨的飘逸潇洒之士。即便独善其身，把斟茅庐，也说不定哪一天就有“刘备”三顾。因此，即使一贫如洗，潦倒落魄，人们也总是另眼相看。另方面，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什么“为学日深，为道日浅”之类的东西总是很难从人们心头抹掉。以至于要是填空的话，无论是在“文人”前边加个空，还是在文人后边加个空，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恐怕都是对知识分子不利的那些“无耻”、“无行”、“相轻”等词语。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民族走向世界。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交汇点上，经过了失落、苦闷、彷徨和欧风美雨的洗礼，直到五四才开始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自己的角色。一方面，真正的先知先觉——先百姓而知、先民众而觉——为唤醒愚昧麻木的民众而呐喊奔走，是实际上的启蒙人士和领导人士，启发和领导工农完成再造民族灵魂的历史课题；另方面，理论上又似乎是封建时代的“残渣余孽”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能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尚不十分充分，于是，就在前边又加了一个“小”字，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是“‘小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是“‘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是“‘小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那一定还有“‘大的’或者‘中不溜’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大的”或者“中不溜”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是“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定还有“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中不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谁又是“大的”或者“中不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知识分子本身的两重性，导致理论认识上的模糊。理论认识的模糊，必然导致现实把握上的模糊。现实把握上的模糊，导致知识分子的无所适从。 一会儿，实际上担负着“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一会儿，又要接受工农大众的改造，顶多是工农大众革命需要联合利用的对象，建国后一段时间一直是历次运动的对象。一会儿，“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臭老九”进牛棚；一会儿，老九不能走……8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欧风美雨飞飞扬扬，一些知识分子以为兼治天下的时机来临，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又让人感到，这个阶层，的确不如“工人可靠，农民可靠，解放军可靠”。 知识分子带着这样一些历史“问题”卷进了经济大潮。进入了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物化一切的时代。 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本质上是一场不流血的但却是最深刻的革命。它动摇着已经安排好了的秩序，迫使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家庭、个人都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价值，重新确认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知识分子，这个不具有经济独立意义的阶层，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虚空，都要尴尬。而知识分子导演的思想启蒙所举起的理性之剑，随着西方思潮的涌进与参照，最终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急剧变化，人们开始用充满怀疑批判探索精神的更加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 没有权，又没有钱，但却需要金钱吃饭买房雇保姆排队买豆腐，需要送礼办调动。从书斋里出来，脑子里还是宇宙社会民族，却迎头碰上老婆的抱怨：“窝囊废，自己的小家你都无力解决，国家民族大计，你操的哪门子心？”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如何完整地守住“兼治天下”的信念？“尽管我是个教徒，可也是个人呀？”面子、票子实在难以两全。即使自己领域里那些极少数的成绩突出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由满身铜臭的大款倒爷们给自己颁发文学艺术奖。捧着靠了款爷们的赞助才能出版的自己的精神成果，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依附于政治，似乎天经地义。依附于金钱，总是感到“掉价”，总感到有点“太那个”，与文人雅士的身分不符，名不正言也不顺。可又无可奈何。越想越不是滋味，内心再也无法平衡。 这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统在这个物化时代和个人主义时代似乎格外苍白。一种新的观念出现了，天真淳朴的太初，亚当和夏娃也会犯罪，在这人心不古的时代，叫我可怜的穷秀才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天国的光辉暗淡了，魔鬼在牵引大家行动。一时间，文人雅士，“一地鸡毛”。有的干脆脱掉外衣，下海经商，美其名曰“儒商”。一下海，便露出了肉体凡胎的真面目。金钱面前，连神仙也不再神圣，寺庙里不食人间烟火的如来弥勒佛，也都伸出了手向香客要钱。文教卫生新闻等等诸多曾经被视为神圣的精神文化领域的“哈得莱堡”，也不再清高，不再纯洁。谁说思想混乱？大家一齐奔向经济中心。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都仗持着身（体）、心（灵）、内（知）、外（势），各显神通。哈得莱堡最后一位“诚实的公民”，却也禁不住习惯势力的诱惑，给滔滔商海败坏了，变成了“犀牛”。本来是，别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现在在某些地方却是，别管大老鼠小老鼠，别让猫逮着就是好老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