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从文化理想与文化建设的路径道术两个层面对鲁迅的文化观进行现代阐释。鲁迅早期的文化观是当时最为全面的文化观。然而在近现代启蒙与学术的两难中，对启蒙使命的义无返顾的承担，使得他的文化观在开放性、包容性和宏阔度上出现第一次“收缩与回撤”。而后期对“阶级论”的认同与归属，则是他文化观的一定程度上的再次紧缩。鲁迅文化建设的路径道术主要是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批判性”是鲁迅留给本世纪的最可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 鲁迅 文化观 文化建设 人文精神 批判性 作为本世纪的文化伟人，鲁迅的文化观无疑是意蕴深邃丰富且值得深入研究的，对于21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因而对鲁迅的文化观进行现代阐释，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鲁迅文化理想探析 所谓文化理想，是指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下，某一文化传统通过自身深刻的文化反省而对其今后的历史走向的一种历史期待和理论预设。它是一定的知识阶层或个体的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性表征，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最为鲜明地反映着文化观的核心。鲁迅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家而登上20世纪历史视屏，是与他全新的文化理想分不开的。 鲁迅满腔热忱地吟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并非要通过暗杀等路径血肉相搏性命相拼以杀身成仁，而是以“新文明”为历史使命和以文化建设来实现其文化理想和人生理想。对刺杀任务的犹疑[1]和对“竞言武事”的“辁才小慧之徒”[2]的轻蔑，即是明证。 梁启超曾总结近代中国文化反省的发展经过了“器物——制度——文化根本”这样一个逐层递进的历史过程[3]，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早期文言论文中，反对“竞言武事”、“制造商估”和“立宪国会”，即已站取了从“文化根本”上进行反省和检讨的高度。他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他的“致人性于全”的“立人”思想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人国”思想，表明他的文化建设在根本取向上具有鲜明的全方位“再造文明”的气度和意义。反映了他文化理想的立意高远和文化发展战略眼光的闳阔开放性和充分的包容性。 “再造文明”原是胡适在1919年《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总结新文化运动时的一个说法[4]。我们综观鲁迅早期的论文，不难发现鲁迅在其时的文化理想便有着“再造文明”的丰富内涵。这主要表现为鲁迅文化理想的深刻的人文性或曰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很多而含义仍很含混的一个概念。本文认同这是一个有着中国自身文化传统而又与西方“人文主义”有直接渊源关系的说法。就其“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这一定义而言，鲁迅的“致人性于全”无疑是极富人文精神的；而若以“‘人文精神’不但包括了‘人文主义’的所指，更包括了对于整个社会的一种理想的文明状态的描述与追求”[5]这一定义来衡量，则我们从鲁迅早期文化理想中能寻绎出以下一些内容。1.对物质主义和技术时代对人的自由的压制和对人性的扭曲给予严厉的批判，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从而“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2.对唯科学主义是崇，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的宗教为迷信，致使“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以及“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的“以科学为宗教”的文明发展趋势，提出质疑和批判，倡导“易信仰而非灭信仰”，甚至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3.对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渗透与征服而导致的古老而优秀的文明的衰落和消亡如“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諔诡可观”的神话的消亡这一文明发展态势，表示忧虑和惋惜，指出“吹索抉剔，以动物学之定理，断神龙之必无”这样的非人文的思想和做法是“自白其愚”，肯定“龙之为物，本吾古民神思所创造”，“神思美富，益可自扬”；4.分析并指出近世文明“借暴力以凌四夷”，而“不以艺术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晖光”[6]的暴力、侵略与战争的畸型发展路向，主张“收艳羡强暴之心，而说自卫之要”的“宝爱和平”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文明的内在演进逻辑和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的质疑。而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与毁灭尤其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恶，正证明了鲁迅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印证了鲁迅早期的文化观乃是当时最为全面的文化观。然而，由于鲁迅上述文化观是在“四邻竞集而迫拶”的严峻情势和深重的忧患危机意识下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历史文化情境下话语实践的影响和制约。刘禾对“国民性”这一知识范畴和鲁迅的国民性理论的形成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和研究[7]，即是对这种“影响和制约”的有力说明。本文在此特选取鲁迅对学术的态度的探析，试求由此来反映鲁迅对《新青年》启蒙阵营的自觉认同和站取后，他的文化理想的演化与变异。 简而言之，“学术”可视作对真理的偏重于学理层面的探寻和追求。它通过学人们本乎良知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建立起一个民族的知识——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对于文化建设而言，学术具有根基性的地位和积累、建构作用，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可持续性发展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动力的泉源，但学术之本在于它自己独立的园地和耕耘者辛勤而又聪明的劳作，这一本性又决定了它的“效用”的潜隐、迟滞和久远性，而不是显在、快捷和暂且性。也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学术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或忍受主流文化的巨大压力；或附丽于主流文化的观念、意识，成为装饰历史战车的花朵，绚烂而难葆永久之鲜活”[8]。循此思路，我们将鲁迅早期文化观与胡适及“学衡”派的文化主张作一粗略的比较分析。 胡适在总结新文化运动时曾归纳出“评判的态度”、“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等内容、并指出根本宗旨乃是“再造文明”。而直接标举论究学术的《学衡》派的宗旨则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不偏不党、不激不随”，坚守“智识贞操，学问良知”以“论究学理、培植文化”。将这些主张旨归，对照前述有关鲁迅文化观之人文精神的分析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在的一致性或曰趋同性。鲁迅反对“言非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的“稍稍耳新学之语”的近世人士，主张“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均可看出“评判的态度”、“中正之眼光”和“昌明国粹、副化新知”的含义。而且，如学衡派批评新文化运动中以近代西方文化代表整个西方文化的论调是“仅取一偏，失其大体”，批评提倡新文化者“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深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一样，鲁迅也批评这些“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文化偏至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