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外国民俗学学说、理论的需要及这方面的历史经历 讨论现在的问题，需要追究历史，看过去是怎么来的。所以先谈一谈中国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在学习外国理论上走过什么道路。 甲、我国古代学者对民俗事象的探索 中国的民俗很早就发生了。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只要集体在一起生活，就有共同的做法，也就有民俗。民俗可以说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在内容方面讲就是所谓文化。人类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一定有些行为、有些思想，行为与思想表现出来就有一定形式，再传播下去就必然形成一定的模式，那就成为民俗。邓迪斯主张两个人就有民俗。两个人对于某些事物的想法或者行动、做法采取一定的共同的形式，就是民俗。用中国话来讲，三个人就有民俗，中国的“众”字就是三个“人”组成，三人成众嘛。当然时间要长一点，不是今天有两个学生在小亭子里面谈一点话，或者做一点什么动作，就构成民俗。虽然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因为还没有传承，没有相对固定的模式，那就不算民俗，而只是临时性的谈话、动作。从上述意思上说，中国的民俗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既然有了民俗，有了民俗这个现象，人的头脑就要有对于民俗的一种理性思维，就要思索：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啊？不这样做行不行啊？用比较概括的语言来说就是，人类有了民俗的行动，包括心理行动，就有关于这个行动的理性的认识、考察、判断这一类的活动，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民俗的理论，后来就发展成为学说。我国古代学者对民俗事象的理性认识和理论探索从很早就开始了。商周以来有了文字，后来有了许多著作，著作里面就有着人们对于民俗的记录、见解，这就是萌芽状态的民俗学理论。像《诗经》的《国风》部分，就是民间的文学方面的作品，记载着那时人们的民俗活动。再比如“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有很多关于古代仪礼方面的，关于人对神、人对人的关系的民俗的记载。这此礼俗主要是作为上层社会的一种礼仪来记载的，但是它们大多本自民间来，往往是民间先有了这个风俗，又被上层、官方提炼了、吸取了。另有一种情况，上面的礼下坠到民间来，成为民间的俗。在汉代的史书上，司马迁、班固都有过对于民俗的看法。东汉的应劭作了《风俗通义》，保存下来十卷，成为中国民俗学的较早的专书。魏晋南北朝以下，又有一些记载民俗的专书，像西晋周处的《风土论》、梁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都是很有名的书。虽然这些只是记录、记载，但都是属于民俗学史范围内的。又如王充等学者，对于神话民俗有很多的理论和看法。以后中国的文献上，这方面的著述越来越多了。到宋朝，出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一类的专书，元朝也有这种书，而且连外国的民俗志都出来了，比如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 当然，古人的观点同我们现在的不一样。比如班固是有名的史学家，他对风俗是从政治角度去看的，把政治做为检验风俗好坏的一种尺码，风俗有利于统治，他就认为是好的；反之，他就认为是不好的。这个观点可说是中国的民俗学史前史，是现代民俗学之前的民俗学史的一个重要的点。这同中国的封建政治，长期的封建统治有关系。那时的民俗观不是首先作为科学的对于民俗的考察，而是从政治、伦理生活的需要上去看它，观点上是很实用的，类似于现在我们的改良风俗的做法。不管怎么样，它总是一种理性的考察。 就是说，中国在现代意义的民俗学之前，文献上有许多关于民俗的记录，也有关于民俗的理论的考察，而且相当丰富，有些在世界上来讲也是比较精彩的（比如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乐书》等篇中对于民俗的见解）。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可以去看关于这方面的专门的著作，比如张紫晨先生、王文宝先生各自所著的《中国民俗学史》。 为什么在这里讲对待外国民俗学理论的态度问题，要先谈中国古代的民俗学史呢？因为我们现在讲中国的民俗学，大多从“五四”讲起，好像以前没有民俗学理论的东西，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的民俗学、民俗的理论史是源远流长的。欧洲人讲民俗学史是从希腊的历史书讲起，那么中国呢，从有民俗的记载、论述以来，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讲民俗学，从“五四”时期讲起，是由于这时它开始同世界民俗学接轨了，这个学科更科学、更完备了。当然，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究竟起于何时，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 乙、外国民俗学理论的先行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意义的民俗学理论我们是比较迟的，欧美比我们领先一些。世界上民俗学成为比较科学的学科，一般认为是从英国的汤姆斯开始的，从他当时发表那封建议用Fork—Lore这个词的信，到现在一百五十年的民俗学史是比较严格的现代意义的科学史。欧洲及美国的民俗学会都是在上个世纪后半期成立的，我们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的。日本的民俗学比我们只早几年（就他们的乡土研究而言）。韩国同我们差不多，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 欧美的民俗学虽然在性质上跟我们的有差异，但是他们毕竟比我们开步早，而且在理论上也取得相当的成就，这个我们不能否认。正如在经济上一样，他们走在前面，所以我们叫他们“先行者”。 丙、“五四”以后向国外理论学习的情形 “五四”以后，中国民俗学如果从1922年《歌谣周刊》创立算起，到现在已是七十多年了。从那时起，我们在理论上主要是向外国学习，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北大《歌谣周刊》的《发刊词》是周作人写的，里面说收集歌谣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文艺的，是为了我们的诗歌创作；二是学术的，实际上下面的解释是为了民俗学的研究。周作人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是在日本留学。他当时已经接触了一些英国的民俗学著作（他对英国人类学派理论的应用要更早）。他接触的这些“先行者”国家的理论，引发了他对中国民俗学的提倡、理论上的说法。《歌谣周刊》一方面登载的是歌谣，一方面登载的是讨论歌谣的文章，也登载了一些翻译的外国歌谣理论的文章，而且还请了一个叫伊凤阁的俄国学者做顾问。当时这些当事的人，除了周作人以外，沈尹默、刘半农，以及支持收集歌谣的校长蔡元培，还有提倡建立“风俗调查会”的张竞生，这些人大多是在国外留过学的，都接受过外国的学术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