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文化是以长江三峡为中心、包括重庆直辖市与湖北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内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三峡文化对巴蜀文化、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发挥过积极作用。正值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这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之际，探讨三峡文化的底蕴和内核，揭示三峡文化精神的要义和特点，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的继续腾飞与繁荣，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当是显而易见的。 什么是三峡文化的底蕴和内核？或者说，什么是三峡文化精神？我们认为，大而言之，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 一、厚德载物，和合圆融 “厚德载物”、“和合圆融”体现出包容万物、落落大方的气魄与追求和谐统一的气质。这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文明岁月里所形成的传统美德之一，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之一。这种传统美德和文化精神当然是居住于古代中国广袤大地上的先民们共同缔造与发展的，自然也包括三峡地区的先民们。由于三峡地区大山（大巴山、巫山、大娄山、武陵山）、大江（长江）、大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三位一体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狩猎、捕鱼、稻作经济三位一体的生产方式的左右，中华民族厚德载物、和合圆融的文化精神在三峡先民（应为山林猎户、水上渔民、农耕居民或渔猎居民、猎耕居民、渔耕居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地方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华阳国志·巴志》记巴地：“时雍之化东被西渐矣”。认为自大禹时代开始，仁义礼智、协和万邦一类的伦理道德就浸染于东至大海、西抵流沙的广阔大地上；巴地自然在其中。《巴志》还说：“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性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又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这段记载，反映巴地居民在中原儒风的熏陶下，将仁义忠孝的道德置于头等地位，同中原民风一样，也是重义轻利的。《巴志》也指出，巴地民风不同于中原民风之处在于：“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辨丽之气。”不过，这与其说是巴人的缺失，不如说是其难得的优点。因为常璩在这里实际是对巴蜀民风淳朴敦厚本色的褒奖，而对中原与江左虚浮狡狯的风气则以委婉的批评。巴地不仅是仁德敦厚之乡，而且文化氛围很重，整日里诗书琅琅，歌舞蹁跹。在前引一段里，常璩随手便拈来巴人诗歌四首为证。纵览整篇《巴志》，共载巴人诗歌达13首之多。这在《蜀志》、《汉中志》及《南中志》是没有过的。 巴人诗歌在早是配有乐曲，作为歌儿来唱的；有的还伴以舞蹈，且歌且舞。《巴志》记叙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人实际是在对殷人发动心理攻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以尽量减少双方的伤亡，避免殃及广大百姓无辜流血。这较早地典型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不尚暴力的民族本色。 三峡先民这种厚德载物、和合圆融的文化精神，表现在地区往来、文化交流方面，就必然造就出一种怀柔远人的情怀和百川汇海的气势。《老子》云：“为天下谷”。地处中国中、西部或东、西部结合部的三峡文化不仅承担起沟通大江上下的责任，并且还承担起会合南北甚至于海内外的义务；而三峡文化则通过对这种责任或义务的承担，既丰富与发展了自己，也丰富与发展了包括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在内的中华古代文化。对此，已有不少学者从考古学、文化学、民族学等角度作出大量论证，这里只是从人才学、人口学的角度略以补充——三峡文化所以能“为天下谷”，成为当时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交汇地与中转站，第一乃得利于川江黄金水道这个天然优势，第二则当受益于通过这个水道进行流动的人，即移民。 三峡地区最早的明显的移民活动大约是《山海经》所记夏代居民两次来到三峡地区的定居，继后又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巴人先祖的一支禀君统率巴部落从长阳佷山（在今湖北长阳县）沿清江的西进。而那位后来在成都平原建立蜀国开明王朝的荆人鳖令，他溯江西上的时候，想必不会是一次孤家寡人的个人行为吧？鳖令以后又有战国秦国与秦朝之交、东汉末至三国蜀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唐至五代时期、都有大批的中原及江南人民入峡入川。他们中有很多腰缠万贯、富有经商头脑的工商业者以及各类有造诣、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过，汉末至五代的移民多是避乱或参战而来，待形势稳定后，又陆续折返。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发生在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即所谓“湖广填四川”，尤以明末清初声势最大、移民最多。他们大多经三峡地区进入四川盆地甚或云贵高原，但有的则在三峡地区滞留下来。滞留者多来自两湖、两广、闽、赣、浙以及皖、陕、豫诸省，主要成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分布在从宜昌至重庆的沿江地带，由此成为三峡地区的主要居民以及三峡地区建设的主力军。仅以巫山县为例：“县境自明末清初迭遭兵焚后，土著人口稀少。县人95%以上由湖北、广西、江西、福建、浙江、陕西、湖南、广东等地迁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