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文化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在这一学科确立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位开拓性人物。他曾深刻指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他进而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如此类，其数何限？”从而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20世纪初年，李大钊也注意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1924年，他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历史学有三大系统：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历史哲学。特殊历史学当称人文学或文化学，记述部分则可称为人文史或文化史。在文化史研究崛起的历史关口，李大钊打破传统史学的构架，赋予文化学和文化史研究以独立地位，其理论贡献极为重要。与梁启超、李大钊倡导研究文化史相先后，一些域外研究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著作通过留学生的译述，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我国学者撰写的文化史专著也相继问世，显示了文化史研究的勃勃生机。 综观20世纪初叶到中叶（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对旧史学“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缺陷的共识，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史研究兴起的重要动力。譬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实则民族社会之史料，触处皆是，徒以浩禳无纪，读者不能博观而约取，遂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鉴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教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书雕刻之类，举无可稽。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亦云：“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李继煌等人则一再用“饥渴”二字来表现既往历史研究中文化史内容的极端匮乏以及当时社会对文化史的迫切渴求。与此同时，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现实对中国学者研究文化史也是一个推动。这样一种认识和自觉，亦是文化史研究兴起的动力。 二、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是这一时期尤其是30至40年代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陈登原在《中国文化史·叙意》中饱含深情地指出：“于今国力陵夷，声势迫蹙。怀百岁忧者，常有故国文物，日薄崦嵫之感。”在此种情势下，“斤斤以中国文化自傲”固然不足取，“然故家乔木，终有令人可以式仰者”。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他为振奋民族精神从事研究。“余述中国文化史，自上古至近世，凡四十万言，其于近世，特殿之以中国之文艺复兴，而更以最近中国之进步，为殿中之殿。盖于民族复兴、文化重盛之迹，三致意焉。江海不辞细流，故成其大。泰山为让寸土，故成其高。观于吾国文化之大而且高若此，则使国民得以恢复民族之自信力者，必有在矣，必有在矣。”王德华《中国文化史要略·叙例》亦陈词云：“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书林》1卷3期评介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时，也着意阐扬陈著的现实意义：“吾人欲起其（国势）沉而救其衰，不可不知近世的史实。欲使文化的程度有进步，以发扬我故有的光明，迎头赶上他国，亦不可不知近世的史实。这是此书作者著作的美意，实为吾人所切需而必读者。”大半个世纪后重温这些文字，仍然令人感动。 三、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虽然深受西方文化史观的影响，但已开始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文化现象。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在叙述各时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阶段，使读者明了这两者间的适应关系”。陈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力图“用经济的解释，以阐明一事实之前因后果与利病得失，以及诸事实间之前后相因的联系”。陈安仁所著《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的第一章专论“中国经济与中国文化”，阐明经济对文化的影响。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设专章从产业分析有史期第一阶段的文化生活。作者指出：“文化过程是实际生活的各部门的过程”，“社会生产，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本小册子是着重于文化的过程。至于生产关系，就政教说，乃是权力生活，属于精神文化，而为生产力所决定。”尽管这些分析和尝试还十分肤浅，但其意义却无疑是积极的。 四、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开始突破中国文化本位主义，尝试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中把握中国文化的流变。蔡元培在《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和将来》中，从欧洲文化史中寻求中国文化演进的对应点，认为，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并起，相当于欧洲的希腊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相当于欧洲中古时代的基督教时期；印度佛教传入，民间多元信仰，又仿佛教而编为道教，宋明时代，儒家又把佛道两家融合到儒学之中，称为理学，相当于欧洲中古时代的繁琐哲学时期；清代学者摒弃空谈义理，用归纳法治诂训考订，名曰汉学，即含有复古的意味，戊戌政变时期，有昌言改制、利用西学的运动，但仍依托孔教，正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五四运动勃发，文化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如此比附虽然过于勉强，但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柳诒徵论中国文化史，也始终把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层”。他的中国文化史分期因而充分把民族性和世界性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他指出：近代中国文化史是“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其见解是符合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大趋势的。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文化三类型说”亦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文化进行纵横比较的，从而较为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性。 五、在多角度多方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同时，学者们十分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方法。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指出：对浩瀚的中国文化史史料，采用“综合方式”加以整理研究，“其难益甚”，“以一专家就其所长，担任一专科史料之整理，其结果自较良好”。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便采用这种方法，“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柳诒徵则不赞同王云五提倡的分科式研究方法，他说：“王君云五复鸠各作家分辑专史，所辑亦未赅备，且分帙猥多……又凡陈一件事，率与他事有连，专治一目者，必旁及相关之政俗。苟尽芟重复，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此纵断之病也。”他认为，只有采用综合贯通之法治中国文化史，方能把握脉络，探明“文化之因果”。王云五和柳诒徵关于中国文化史研究方法的见解虽然不同，但其思考却有益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